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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日 悉尼唐人街的历史拼图(下)
方劲武成 “新闻人物”
方劲武先生出现在悉尼唐人街,是1946年的时候。他于1938年出生在英属太平洋小岛──斐济。二战时美军在斐济驻军,方劲武的父亲经营餐室,为美军供应餐食。1946年3月,方家付钱给美军,全家随美军来悉尼旅行。当时方家还打算到中国旅行,但来悉尼一周后,便听到中国的共产党和国民党开始打内战,回去旅行不方便也不安全,于是打消了旅行的念头,在悉尼申请居留。 移民局说,居留可以,但你必须要做够15年的进出口生意,而且每年货额至少10千镑,才有资格入籍。这是1945年新移民法的规定。 1946年,方劲武的父亲方瑞田在欧田磨开了间鱼铺,1949年便在德信街开了一间杂货铺──瑞田公司。楼下是店铺,楼上是方家开的客栈,他们也在楼上居住。 年少的方劲武入读小学、中学,每天下午放学后,赶快乘车回唐人街帮父亲打理店铺生意。父亲不懂英文,方劲武就写上中英文货名贴在货架上。 1954年的某天,方劲武忽然成了“新闻人物”。墨尔本一个厂家要拍广告推销中式雨衣,于是找到方家的店铺,由澳洲名模穿上中式雨衣,由方劲武拿着中式厨具,华人洋人一左一右,连手推广中国用品。广告颇具创意,在主流社会引起轰动,西人看到广告,都慕名前来唐人街,选购中国杂货、海味和厨具。 方家的生意很好,但压力也很大,因为移民局每年都要来调查三次店里的生意额,看是否达到进出口的规定指标。当时出口生意并不赚钱,若价位高,人家不要,为了拿够出口额,只能廉价出口。入口生意可以赚一点,因为土生土长的华人店铺没有入口额,惟方家有,由方家供货。由于生意压力大,方劲武父亲在1958年就病倒去世,年仅54岁。 1961年,方家终于加入澳籍,生意上的限制取消了,允许做任何生意。
新唐人街的确立与认同
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澳洲移民法例有了松动,1957年,允许在澳居住15年以上的亚洲人申请澳籍,1966年,改为居住5年以上者可以申请澳籍。这使得许多长期奔波于澳中两地的华人终于安定下来,也增加了唐人街的人气。 1975年越战结束后,禧街市场因商家太多而地方窄小不够用,便迁往悉尼西区费明顿(Flemington)。不过那时坎布街早已式微,而德信街却华商云集,店铺林立了。就在那一年,华人组成了美化悉尼德信街委员会,拜访了悉尼市政府,商讨与合作开发华埠。这是历史上华人团体第一次有机会与悉尼市政府坐下来交谈并拍照。过去市政府是不肯与华人直接打交道的,除了梅光达之外,没有一个华人能见官。 也就在那一年,悉尼市政府因时就势,在德信街立起一座木牌坊,题有“中澳友善”四字,表示了政府对华人态度的转变,同时也确认了德信街是新的悉尼唐人街。过去唐人街被认为是走私吸毒之地,如今却成为经济活跃的多元文化之地。 1980年,悉尼市政府资助,华人商家筹款,在德信街建成了中国气派的新牌坊。8月14日,悉尼市长亲临剪彩,以德信街为中心,包括莎瑟街(Sussex)、高宾街(Goulburn)、禧街(Hay)、汤玛士街(Thomas)、欧田磨街(Ultimo)以及佐治街的一段,被正名为新华埠,以Chinatown正式标注在悉尼市区版图上。市政府参与开发唐人街,美化唐人街,是承认华人对发展悉尼历史的贡献,是对多元文化和华人经济实力的认同。 1986年,悉尼的华人永久居民已达58500人。悉尼市政府与华人社区及中国广东省政府于1988年连手在唐人街旁边的达令港建起了一座中国花园“谊园”,使唐人街成为联结澳中友谊的桥梁。而华人社区也于1992年送给悉尼150周年纪念礼物——铜帆雕塑,表达了华人结束漂泊,终于在澳安家乐业的心境。 上世纪初,唐人街的资本积累是源源不断输往中国,今天,唐人街的资产主要在本地房地产和商业上投资。这种资金流向的变化,正是华裔移民身份认同的转变。 到2001年,悉尼地区的永居华人已增至248500人,新州为294000人,而全澳华人557000人。经过2个多世纪的变迁,华人从一个备受排斥的外邦人,变成了澳洲第二大语言的族裔。
在东西方之间找到一条缝
唐人街,不仅是经济而且是文化的产物。即使一百多年前,澳洲华人绝大多数是贫穷及文盲一族,但中国的服饰文化、饮食文化、节庆文化都一直延续着。1897年庆祝维多利亚女皇登基60周年的嘉年华会上,华人传统装束的展示,舞龙灯饰的表演,成轰动一时的新闻。因观者太踊跃,许多人被阻于场外,主办者不得不请华人再次表演。直到1995年,悉尼市政府感悟到节庆上华人舞狮舞龙的文化象征,也开始每年一度资助唐人街的春节庆典。 而上世纪初,小小的唐人街曾出现过5家中文报纸,其中以普通华人为對象的《中澳时报》和以商人阶层为主要读者的《东华时报》最具影响力。 “白澳政策”猖獗令华人人口减少之时,中文报章曾一度消失。“白澳政策”清除后,随着印支难民、港台移民、中国留学生的陆续涌入,中文报刊再度在唐人街崛起。自1982年《星岛日报》、1986年《华声报》、1987年《新报》、1994年《自立快报》先后创办以来,华人社区至今一直保持有四、五份中文日报和众多的周报杂志。华人社区不仅有2cr中文电台、2ac华人电台、翡翠电视、华人卫视等音像媒体,政府的SBS民族电台、电视台的中文节目也是对华人社区的支持。唐人街的中文图书馆,唐人街边缘动力博物馆里的华人历史展览,也都表明了政府对华人文化、华人历史的尊重。 不过,今天的唐人街,不再像当年那样固守着自己的文化,而是在弘扬传统文化的同时,希望成为通向另一种文化的桥梁。唐人街,在东西方之间找到了一条缝,无论是西人、华人,都可以穿越这条缝看到一片新天地。 上世纪初,唐人街的华人居民超过全悉尼华人的半数以上,而今绝大部分华人都居住在唐人街之外。今天许多华人与唐人街也许已没有什么關系了,只是去吃顿饭而已,不过,唐人街仍是华人社区的心脏,仍然提供了社交和各种服务设施。只不过,随着华人日益融入主流社会,唐人街的重要性也在逐渐减少。
奥运圣火穿过唐人街
顺便说一句,方劲武的杂货铺一直开到1985年,使其结束生意的是一场火灾。1985年,有一个西人在佐治街驾车碰撞了炼油站,致使煤气泄漏,影响到附近的两家餐馆、旅店、佛堂和杂货店。当时是凌晨5点半,方家的大楼着火燃烧,幸无人伤亡。灾后方劲武把物业卖了,该址于1987年建成了现在的建德大厦。店铺停业后,方劲武当起公关公司顾问,利用他的人脉關系,推介唐人街。 瑞田公司在唐人街开设长达36年之久,方劲武对唐人街有着特殊的情感,为唐人街的发展和建设倾注了大量心血。1988年,他被授予澳洲OAM勋衔;1992年,他在悉尼市150周年庆典上,荣获英女皇接见;2000年悉尼奥运之际,他手执火炬,将奥运圣火传过他熟悉的唐人街。 如今,已退休的方劲武先生,还经常义务为到唐人街游览的澳洲各界人士讲解华人历史,细说唐人街的今与昔。 毫无疑问,我们今天去了解唐人街,认识唐人街,不是为了自我保护,自我局限,而是要走出历史的阴影,走向更广阔的空间。(下)
原載香港《大公報》 悉尼唐人街的历史拼图(上)
关于澳洲华人历史的中英文著作,近年出版了好几种,但似乎还没有一本完整介绍悉尼唐人街历史变迁的专著。不过许多人都知道,这本书其实已经写在了著名侨领方劲武先生(King Fong)的脑子里。只不过,它还未变成文字印刷面世而已。 方劲武先生,长在唐人街,创业在唐人街,目睹了悉尼唐人街半个世纪的变迁,见证了唐人街脚步跚跚的发展。一如他的名字King,他被誉为“唐人街之王”,说起唐人街,滔滔不绝,如数家珍。 记者有幸从对他的采访中,以及参考有关史料,拼凑起悉尼唐人街的历史碎片。也许读者会从这幅历史拼图中,看到海外华裔异域生存的阳光与阴影……
谁是悉尼第一个华人
世界各地的唐人街,一直被视作海外华人的文化图腾,海外华人的历史缩影。早期华人踏上异国他邦,为了生存,为了自保,很自然会聚居在一起,逐渐形成了自成一体保持传统的“中国方式”的生活圈──唐人街(Chinatown)。 悉尼(Sydney)唐人街的形成,自然与悉尼华人的出现分不开。那么,悉尼的第一个华人是谁呢?谁又是悉尼华人的第一个澳籍公民呢? 据官方数据记载,1818年,第一个来自广州的中国人麦世英(Mak Sai Ying)在悉尼登岸。他在巴拉玛打(Parramatta)买了块地,并经营客栈,先后娶了两个西人太太,他的后裔现仍在悉尼居住。 第二次有中国人出现是1848年, 124名福建人到悉尼当“契约劳工”。而大批中国人来澳是在1851年澳洲发现了金矿之后。澳洲发现金矿的消息传遍中国广东城乡,掀起了出国淘金热潮。当时澳洲被称为新金山,以区别于美国的旧金山。中国人先是到维多利亚州班迪戈(Bendigo)淘金,1861年新南维尔斯州也发现了金矿,新州的中国人也多了起来。 当时中国人淘金要花1镑买执照,相当于3个月的人工。中国人在一处河流上发现水面金光闪闪,那是西人淘洗金矿流出的金粉,中国人就把它捞起来,融铸成金锭,称为“din gum”。Din是广东话“锭” 的发音,衡量单位,相当于一两;gum是广东话“金”的发音,指金子。Din gum逐渐成为合法的货币交易。纯金锭Fair din gum,便演变为澳洲俚语,收入辞典,即为百分之百纯正之意。 淘金的中国人不会讲英语,他们接待西人时,指着地上的箱子或石头说:“chang chong(请坐)!”西人拿华人开玩笑,用带侮辱的口气说:“chang chong,中国佬,滚回家吧!”但中国人听不懂,被善意地误解为“请坐,中国人,到我家去吧!”于是笑着回答:“下次再去吧!”中国人不发怒,西人也没办法。
第一个唐人街悄然出现
1861年坎培拉附近的蓝坪洲(Lambing Flat)有2000中国人淘金,与12000西人争饭碗,惹起西人反华暴行,烧毁中国人的帐棚,赶杀中国人,新州总督见势不妙,派兵平暴。这就是史称“蓝坪洲暴乱”。为抹去种族冲突的阴影,蓝坪洲便改名为今天的杨格市(Young),一个盛产樱桃的地方。 当年人口普查时,新州有12000中国男人,只有2个女的,都是成功的商家担保太太来澳。而没有淘金机会的悉尼,只有189中国人,大多是商人及雇工。 虽然悉尼开埠之初,环型码头的岩石区(The Rocks)也有华人客栈、货栈、食品店、家具店和洗衣坊等,被有些人看作是早期的唐人街,但它毕竟未成规模,岩石区仍是欧裔人的高尚区。而当时被公认的悉尼唐人街的第一次出现,还是在1880年的坎布街(Campbell)和禧街市场(Haymarket)。它一直延续到1970年代。 自古至今,唐人街的形成和发展,与商业有极其密切的關系。坎布街成为第一个唐人街并非偶然。1788年悉尼开埠时,第一个街市(蔬菜、水果、肉类、杂货市场)出现在佐治街(George)北端的环型码头(Circular Quay);1800年,搬迁到佐治街中段市政厅(Town Hall)旁的维多利亚女皇大厦(VQB)现址;1860年再迁移至佐治街南端的坎布街。因为航运和新来者需求减少,当时岩石区的华人商号相应减少,而从事农产品贸易和市场生意的华人却增多,许多淘金不成的华人,从乡村来到悉尼做生意、打工,聚居坎布街,开店设厂,令坎布街崛起。 郊区的华人菜农和海边的华人渔民,也以坎布街为支撑点,他们的菜和鱼不仅在坎布街的菜栏鱼栏贩卖,而且许多人也在坎布街食宿。 包括坎布街及其周围的街区在内的莎莉山(Surry Hills),成了人口不断增长的华人家园。1881年人口普查,居住悉尼的华人有2232人。
以吸毒赌博消减压力
1890年,坎布街成立华人商会,创会会长就是广东台山人梅光达(Mui Quong Tart)。拥有土地的梅光达,是悉尼第一个拿英籍澳洲公民的中国人。清政府认可他为驻外领事(任四品官),悉尼市政府也聘任他为皇家调查委员会专员,专门查处华人吸毒、赌博案件。 那时的华人都是单身男人,异域漂泊,乡愁困扰,惟有以抽鸦片、赌博消遣减压。当时流行赌 “白鸽标“(Pak a pu),就是现在六合彩的玩法,把80张写上中文标记的票放进鸟笼里,由白鸽叼出彩票,看你圈中了哪几个标记。政府视为此犯法,华人便变通一下,改用两个花瓶,裏面放进60张票,由男士抽出彩票。1866年,悉尼市政厅的记录里,坎布街63家华人商店,23家就有“白鸽标”。突袭唐人街“鸦片馆”,更是警方的经常性行动。 梅光达不仅创办了华人商会,而且还于1892年担任华埠街坊会主席,也建立有中文学校。但娶了西人太太的梅光达,并不认为自己是唐人街圈子的人,他是政府官员,只是代表政府与华人打交道。事实上,他一直在主流社会做生意,在悉尼、纽卡素(Newcastle)开设了茶庄、餐馆、丝绸店等生意,特别是当时显赫荣耀的维多利亚女皇大厦里的茶庄,更是扬名四方。 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成立,分设6个州,实行“移民限制法案”,俗称“白澳政策”,立例限制亚洲人入境及就业。那时悉尼地区有3680华人,郊区1657人,市区2023人,其中一成多在岩石区,八成多在唐人街。他们迫于无奈,纷纷成立同乡会相助互济,以团体的力量与西人联络打交道。 1905年国会召开会议商讨移民政策,有两个土生土长的华裔想进去旁听,遭到门卫阻拦。西人说:“两个黄皮肤的加在一起也不能代表一个白皮肤的。”(Two ‘wongs’do not make a ‘white’)这成了名噪一时的反亚言论。 那时华人要做生意也很艰难。1925年,一个叫关天佑(L.j. Ting You Kwan)的中国地产商人,因为政府立法限制,不允许他做地产买卖,一气之下便离开悉尼,以摆脱华人圈子。1928年,他回到悉尼开了L.J.Hooker地产公司。他母亲是西人,他不敢称自己是华人的儿子,而把姓改做Hooker,因为他喜欢橄榄球的Hooker位置。那时面对大多数澳洲人尖锐的排华态度,华人否认自己祖先的情况相当普遍。关天佑的生意5年后曾一度败落,经西人会计师帮忙抛股入市,使其涨价。二战后L.J.Hooker生意开始兴旺,直至今天已成为悉尼一大地产公司。
依靠同乡会相助互济
中西文化的差异,使许多华人的名字常被西人搞混乱,至今早期移民后裔的姓名,已是面目全非。华人向西人介绍姓名有三种情况── 一是在名字前面加个“阿”字:阿胜、阿玲、阿添、阿方,西人说“Ah”。 二是在姓前面加个“老”字:老张、老方、老刘、老李,西人说“Low”。 三是用名字最后一个字作姓:“王小生”,西人读成“生王小”。有个叫雷妙辉的华人,变成了姓“辉”,现在“辉”家的百年老店仍在,很出名。 那时西人不明白华人的姓为何这样称呼,华人入境,海关就按这三种方式的一种登记下来。澳洲没有身份证,这个记录就成了不可更改的法律证据。 你是华人,过关时,海关还要看你的仪表穿戴,如果不顺眼,就要你考试,不让你通过。有些人通不过,就问船老板,人家就指点他去剃个头,买件西服穿上,改装后就能过关。 华人在唐人街聚居,除了做生意方便外,还因为语言隔阂、生活习俗和文化背景的關系。在一个语言不通,环境陌生的国度,华人要立足,靠的是同乡会相助互济。那时每个商店都有联络乡亲的义务,大的商店都替乡亲汇款、写信、代理交通票务、遣送老人或遗骨回乡。通常由商家牵头,成立诸如中山同乡会、高要同乡会、四邑同乡会以及东莞公义堂、联义堂等团体。许多华人不识英文,没有地方住,加入同乡会后,被介绍去帮人种菜,或在餐馆、家具厂、洗衣店打工。 1910年,有些华人开始在坎布街西端的德信街(Dixon)买地发展。德信街被市政府称为“贫民窟”,租金低廉,华人便在德信街做街市生意,并于1915年大肆兴建商号。1923年,悉尼街市再次搬迁到德信街南端的禧街市场,政府也陆续拆建改造莎莉山,许多华人家庭便略微西移到德信街附近的街区。坎布街逐渐冷淡,只剩一些店铺,而德信街藉此旺了起来。德信街与坎布街有个不同之处,就是坎布街的店铺是租赁的,而德信街的物业多是华人购置的。 也许有人不知道,当年上海滩上的中国四大百货公司的老板,都是澳洲华人,而且都是广东中山同乡。其中先施公司的马应彪,永安公司的郭乐郭全兄弟,都是在悉尼坎布街和德信街开菜栏果栏发迹的。这也是唐人街的经济奇迹。(上)
原載香港《大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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