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還是要過的

 

                    

　　過年了，我們都找樂。喜歡搞搞新意思的《大洋時報》，今年舉辦“過年”有獎徵文活動，也是找樂。有一個話題，有一方園地，作者樂，讀者也樂，大家參與，報社更樂。本來我是隨意翻翻，樂一樂就算了，豈知報社總編派給我任務，邀我作評選人，把徵文挑一挑，提提名，讓優勝者領個獎。於是找樂變成了找差事。

　　不過我還得感謝總編，給我的差事並不苦，而且還很有益。因為我是悉尼一分子，分工我只看墨爾本部分，以示公允，倒讓我有機會與墨市作家“親密接觸”。

　　由於地緣關係，我對悉尼作家確實熟悉一些，對墨爾本作家只能略知一二。不過，參加徵文的12位墨市作家，我對他們的名字並不陌生，也就是說，他們都是見報率較高的作家。讀完徵文，我發覺與他們一慣的文風一脈相承，與我印象中他們的藝術氣質相吻合。

　　同題作文，容易雷同，況且“過年”，是作家的一次集體記憶，更容易撞車。但有觀察力和感受力的作家，還是能夠捕捉到自己的獨特感受。這12位作家，從不同的視角去觀照過年，從不同的切身體會去感受過年，對中國農曆新年的感知，既有承傳，也有批判，對過年的滋味，也有甜有苦，有濃有淡。

　　年年歲歲，歲歲年年，我們也許對年復一年的節慶熟視無睹，只緣身在此山中。但作家們卻以其敏銳的筆觸，為我們勾畫了各種過年景象。讀了這些作品，我們對中國過年文化，對海外華人過年景況，有了更多感性與理性的體認。

　　雖然作者感受不同，寫法不同，但這些作品大體可分三類:一是回憶性的，一是議論性的，還有一種是當下的現場感覺。

　　最多的作品還是回憶性文字。這類作品注重情景，注重細節，或對某次過年情景的回味，或對一生無數次過年的追憶，意味深長。一如《除夕的那一碗米線》，重現了一次“施比受有福”的經歷，在“熱氣騰騰的”回憶中充滿了溫馨的人情味。犁在牧的《過年》，從當年留學生涯的困境中體味了弟弟的親情，感悟到精神上的過年。過年本該是歡樂的，呂順的《過年，過的是心願》，卻是一次永生不忘的痛苦記憶。父親被清洗，過年遭罵走，年的喜慶與人的悲哀，形成強烈反差，折射了一個時代悲劇，充滿了歷史滄桑感。同樣是過來人，達奇的《過去、現在、未來》，更多的是人生足跡的回首，經歷過世態炎涼，達奇品味過年顯出了寬懷豁達。令我印象更深的則是雨萌的《躲年》，人人都盼過年，她卻大談做年飯的苦與累，一次又一次，躲之避之惟恐不及。個人的特殊經歷，平平實實道來，對照澳洲社會的輕輕鬆鬆，一聲感歎，道出了過年的本質，也道出了中國文化陋習的某種無奈。

　　要探討過年的本質，議論性的寫法更直接了當。對於思辨性較強的作家，過年正是一個好話題，可以顯示其見解力。寫議論性文字的幾位作家，都是雜文高手。王曉雨以批判的態度，說出《不“過年”了》的心聲，19年前留學打工的過年“滋味”，改變了他過年的態度，從而引發出對過年本質的議論，對中國人陋習的批判。畢恭的《中國新年的N個聯想》，也同樣顯示其文化批判意識，和西人吃年飯，觸發了對東西方文化的思考。無獨有偶，王曉雨和畢恭，都是先“情”後“理”，從散文式的情景描述，轉向隨筆式的議論抒發。而高寧的《春節：農耕社會的民俗風景》和海落英的《過年》，寫法上則更趨理性。高寧是論述式的，從中國傳統節日的質變，切入時弊，慨歎物欲橫流世風日下。海洛英則是抒發式的，抒發家的理解，家的感覺。中國人移居海外，為什麼總有浪跡、漂泊的離散心結？異鄉遊子，為什麼根不變而外闖之心仍不死？海洛英過年思“歸宿”，身份的歸宿，文化的歸宿，家的歸宿，從尋找精神家園的兩難處境中展開文化反思。議論一氣呵成，抒發富有激情。

　　著眼今次過年的現場感覺，也是一種寫法。阿森的《不過初一過三十》，就是除夕夜的現場心理描述，作者的中國心，中國味，中國情結，中國人習性躍然紙上。不過，真真的現場感覺卻大不一樣，她的《過年》，是躺在病床上的無奈感覺，只好與大家叨家常，聊聊天，紓緩情緒，調節心境。很有意思的是，這次徵文，許多作家都低調談過年。過年的基調本該該是“甜”的，喜氣洋洋的，但不少作品卻透出“苦”與“澀”的味道。作家反其道而行之，為的是選取不一般的角度，表達不一般的感受，同時也是文人多憂患的氣質使然。子軒的《過年的另一種存在》，既不“甜”，也不“苦”，而是淡淡的，確實是另一種存在。這種存在，沒有中國傳統過年大哄大鬧的氛圍，只是一種日常形態，一種感覺。就象大多數澳洲人那樣，朋友聚聚，逛逛市場，看看電影，聽聽音樂會，象平常節假日那樣，普普通通悠悠閑閑地度過。這種存在，也沒有中國傳統過年的文化意味，不是圖個吉利，圖個形式，而是圖個輕鬆，圖個心境，卻有一種豁然開朗新的生命意味。這是平凡而真實的存在，這是平凡而真實的感覺。作者過年中的各種思緒飄忽而過，與新年期間的各種情景交織相融，並貫穿於首尾，最終合成一種意念：“不帶遺憾地往前走”，耐人尋味。

　　其實，不管如何寫法，都是表達作家對過年的一種理解。中國的新年文化，確實是個很有意思的話題。一般而言，所謂過年守歲，無非是吃吃喝喝，玩玩鬧鬧，聚敘親情，祈求平安。而最突出最普遍的表現形式，大抵是豪飲肆食，正如王曉雨引用朱大可所言“感官饑餓的慶典療法”。所以對許多老百姓來說，“過年”就是吃的“隱喻”。我覺得，吃、玩、聚，只是中國過年文化的表徵，而中國過年文化的深層，卻是物慾追求的渲洩，人生夢想的分享。過年最流行的一句話：“恭喜發財”，直指中國過年文化的本質。你看，吃也好、玩也罷、聚在一起都離不開這句話，就算是自斟自飲，自娛自樂，心裏想的還是這句話。窮的盼富，富的盼更富，無休無止。求富是人的本性，但把節慶的基本點落在“財”字上，把歡樂完全物質化，卻是中國人的集體潛意識。試看澳洲人，過年過節，也講吃講玩，講親人歡聚，也有祝願有期盼，但他們的重點在於身心愉快，在於精神追求，而且看重眼前的享受。中國人嘴裏說“年年歲歲有今朝”，但並不重視今朝，而是寄託將來。“恭喜發財”，其實就是物欲幻覺的一種延伸。所幸澳華作家身受多元文化熏陶，已對“吃”，對“財”看開了，雖然還要講好意頭，但追求更多的是精神享受。作家的這種心態轉換，可以說，正是這次“過年”徵文的亮點。

　　回過頭來再看看這三類作品，你會發現它們有不同的關鍵詞。回憶性文字的關鍵詞是“時代”、“社會”、“歷史”、“人生”，有種厚重感。議論性的文字，關鍵詞是“文化”、“傳統”，有種深度和力度。感覺性的文字，關鍵詞是“個人情緒”、“私人空間”，有種個體生命的張力。其實各種寫法都有特點，各種寫法也互有交叉，無優劣之分，而作品的高下，取決於自身的藝術把握，取決於你的表現力。

　　至於這次誰該入選，各有千秋，頗費思量，相對之下，我提名子軒的《過年的另一種存在》。理由很簡單：作品重在感覺卻也情理交融渾然一體；取材角度不在於奇不在於特，而能在平凡普通的幾個過年片斷中，寫出清新特異的感覺。

    話說回來，不管你對過年有什麼看法，有什麼體驗，作為一種文化行為，年還是要過的，就看你怎麼過。下次過年，你又會怎樣過呢？

 

                                  原載《大洋時報》

   打造澳華文學的品牌

    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大批中國文化人包括留學生移居海外，海外華文文學出現了蓬勃生機，形成了世界範圍的華文文學書寫現象，引起中國大陸及香港、台灣學者的關注。一直以來，支撐海外華文文學的是歐美和東南亞兩大板塊，而近年來澳大利亞華文文學的崛起，逐步改寫了世界華文文學版圖。

　　若從作家隊伍、作品種類和文學園地的整體性來衡量，澳洲華文文學應是緊隨美國之後的寫作群體，並不遜於歐洲、加拿大、日本及東南亞諸國的華文文學。它在世界華文文學的整體格局中，扮演著一個不可或缺的角色。

　　遺憾的是，在世界華文文壇上，澳華文學卻缺乏代表性作家，代表性作品，既沒有早年美國的白先勇、聶華苓、於梨華，歐洲的趙淑俠這類領軍人物，也沒有當下美國的嚴歌苓、法國的高行健、英國的虹影、加拿大的張翎這類佼佼者。這無疑影響了澳華文學形象的提升，這也是澳華文學至今仍沒有引起世界華文文學研究者足夠重視的根本原因。

　　為何在澳洲如此活躍的華文文學，卻未能產生有國際聲譽的作家作品呢？我想，主要是一個文學環境和寫作心態的問題。

　　

　　　　　　　　　一、 只有群舞集體舞而沒有獨舞領舞

 

　　如果追根溯源，將近二百年前就有中國人踏足澳洲生存繁衍，一百多年前就有華文報章，當年梁啟超遊歷澳洲就在本地報章留下詩文。但這與今天的澳華文學並沒有甚麼淵源關係。因為二十世紀澳洲政府長期實行“白澳政策”，令在澳華人人數一度減少，華文報章也曾消失幾十年。

　　澳華文學的真正起步，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大批的東南亞華裔難民、香港台灣移民湧入澳洲，催生了華文報章，啟動了華文寫作。隨之而來一波接一波的中國大陸留學生浪潮，更是推動了澳華文學的開拓。1992年，澳洲華文作家協會宣告成立，隨後各地分會也紛紛掛牌。澳華文學改變了散兵遊勇的飄浮狀態，開始形成一個匯聚各方寫手的鬆散的創作群體。

　　時至今日，華文文學社團已遍佈全澳各地，主要有：悉尼華文作協、新州華文作協、墨爾本華文作協、維州華文作協、昆州華文作協、西澳華文作協、南澳華文作協、澳洲華人作協、澳洲中文作協、澳洲仕女華文作協、大洋文聯、酒井園詩社、悉尼詩詞學會、坎培拉中華文化協會等。這些文學社團的成員來自不同背景，但經常在海內外報刊發表作品，在世界各地獲獎者，大都出自中國大陸新移民作家群。可以說，“大陸軍團”已成為澳華文學發展的主導力量。

　　與美華文學不同，當中國大陸新移民作家經營澳華文學的時候，並沒有一個座標，沒有經典性的作家作品作參照。聶華苓《青桑與桃紅》、於梨華《又見棕櫚，又見棕櫚》、白先勇《紐約客》、趙淑俠《我們的歌》等經典性作品，開拓了歐美華文文學，當下許多頗具實力的台灣、香港移民作家也活躍在北美文壇，北美的中國大陸新移民作家不僅有縱向的參照，也有橫向的交流。不同時代，不同背景的作家交集，可以開闊視野；與高手同台競技，也增加創新的壓力及超越的意向。所以北美中國大陸新移民作家能夠在參照交流中發揮自己的優勢，找到自己的超越點。

　　澳華作家則沒這麼幸運。澳華文學剛剛開拓，缺乏本土座標，也缺少高層次的交流。誠然，澳洲也有一些著名的台港移民作家，如香港的武俠小說大師梁羽生、雜文家陳耀南，台灣的散文家夏祖麗、張至璋、詩人黃雍廉等，對澳華文壇有相當的影響力。但他們移居澳洲後或主要在港臺發表、出版重要作品，或在本地寫點文人唱酬文字，對澳洲本地文學寫作交流難起大波瀾。夏祖麗的長篇傳記文學《從城南走來——林海音傳》，梁羽生的詩話巨著《名聯觀止》無疑是澳華文壇的一個標記，但都不是以海外移民生活為背景，難以成為澳華文學特質的範本。此外，台港移民作家活躍者並不多，反映移民生活的作品也極少，沒有對大陸移民作家構成競爭的壓力。所以大陸新移民作家只能從中國文學中借鑑，缺少了一種移民文學的參照和交流。許多作家在描述了遊子漂泊的焦慮，移民命運的憂思，文化衝突的困惑之後，文學主題便停滯不前，難以在東西方生活時空的轉換中，繼續借助多元文化雜交優勢去開掘新的文學話語，也缺少點叩問人生的氣度。

　　在澳華文學舞臺上，只見有群舞集體舞，而沒有獨舞和領舞，因而熱鬧而不突出。

　　

　　　　　　　　　　　　二、 東邊不亮西邊亮

 

　　澳華文學的熱鬧，與澳洲華文報刊的興盛大有關聯。不知何故，澳洲華人對編報辦刊特有興趣，雖然競爭激烈，仍然前仆後繼。這十多年間，不知有多少報刊如雨後春筍，也不知有多少報刊悄然消失。澳洲常年保持有四大華文日報及數十份各類周報、週刊及雜誌。日報包括《自立快報》、《澳洲新報》、《星島日報》、《澳洲日報》、《華人日報》、《澳洲新快報》，周報包括《華聯時報》、《東方郵報》、《澳華時報》、《東華時報》、《大洋時報》、《新海潮報》、《華廈周報》、《亞洲星期天》、《澳洲僑報》、《新時代報》、《唐人商報》，雜誌包括《滿江紅》、《大世界》、《澳華作協》、《漢聲》、《朋友》、《華聯》等，都先後成為澳華文人一顯身手的園地。

　　不過，報章副刊雖多，有專業水準的則不多。美國《世界日報》因其專業水準而凝聚了一大批不同背景的寫作高手，孕育了許多文學佳構。澳洲的報刊像走馬燈一樣，副刊也不穩定，缺乏具專業水準的編輯嚴格把關和認真篩選。由於園地多，投稿方便，作者無須下苦功，作品也不用精雕細刻，反正東邊不亮西邊亮，以多以快取勝。這也助長了作者輕率、隨便、浮躁的寫作心態，平庸粗糙的作品泛濫，良莠不齊，降低了文學檔次。

     因此，一些不甘流俗的澳華作家，紛紛向中國大陸、香港、台灣及美國等地專業性強的華文報刊轉輾滲透，以檢測自己的文學觸角，以調整自己的文學視角。

　　屈指數來，澳華作家經常馳騁報刊的活躍者不下上百，冷不防放幾槍者也不在少數，還不斷有新移民、留學生加入亮相，澳華作家隊伍不算浩浩蕩蕩也是遍地開花。

　　但與美國不同，澳華作家精英寥寥，尤其是功力深厚的學者型作家甚少。像洪丕柱、徐家禎、辛憲錫、沙予的散文隨筆、歐陽昱、雪陽的詩歌，何與懷、馬白、史雙元的評論等，大都是學識豐富、眼光犀利的佳作。可惜這類深有功力的學者未能凝聚成大氣候。

　　學者少自然也減弱文學理論的探討和文學現象的研究。雖然洪丕柱批評過澳華作家缺乏本土意識，徐家禎、何與懷探討過華文文學主流支流的問題，歐陽昱提出了華文作家從雙語寫作中尋找出路的建議，朱大可調侃過唐人街作家的盲腸話語，張勁帆預測了華文文學的走向，馬白強調華文文學的美學建構，張奧列、莊偉傑、錢超英更是出版有專著評述澳華文學的發展現狀，解讀澳華文學的價值取向，但澳華文學的研究仍相當薄弱。

　　澳華文壇每年都舉辦一些作家作品討論會，發言都甚為活躍，氣氛也頗為熱烈。這類討論會雖然不乏文本分析，但大多流於文友的鼓勵及社團的宣傳。在英語國度裡華文寫作處於弱勢群族，這種鼓勵支持對文壇大有裨益，但對文學質量的提升畢竟有限。2000年黃惟群作品研討會上，林別卓就作家的作品色調和創作傾向提出異議，一己之見，卻引來滿城風雨。而這種弱不禁風的批評習氣，早在1994年已露端倪。當時施國英一篇比較中西方文化的隨筆（所謂“二八論”）一經拋出，便引起軒然大波，一場本應正常的文化大論爭，卻因神經脆弱而演變成一場焦慮、宣洩、亂哄哄的爭吵。及至2006年澳洲華文女性文學座談會暨一如作品討論會，與會者就女性文學的寫作表述了不同觀點，開始有了心平氣和的面對面交鋒，這是澳華文學批評風氣的初步改觀。

　　澳華作家老一輩的不少，像冰夫、西彤、何孔周等在中國已具知名度，居澳後也頗為活躍。但年青作家則不多，像蘇玲這樣的以新的面孔、新的活力、新的思維去衝擊文壇者並非經常。澳華作家以中年居多，中年作家生活底子厚實，思路活躍，文筆奔放，功力紮實，本該是出名家名作的大好時機，但由於整個澳華文壇缺乏一種理論批評風度，許多作家對生活的把握，對技巧的運用，對文學的走向，缺乏一種理論的支撐，這當然對文學素質的提升大有影響，欠缺精品的火候。

　　澳華作家大多是生活型作家，比較直觀地描述生活所思所感，具有生動性和流動感，但往往缺乏深度和力度，缺少一種大氣。澳華文學紀實性多，虛構性少，生活浪花的小抒情多，歷史縱深感和現實開闊感的大敘事不多。許多作者，尤其是一些頗具實力的中年作家，逼於生活壓力，把寫作僅僅作為消遣自娛的手段，同時，也為了迎合市場，滿足於寫一些輕鬆、搞笑，甚至媚俗、無聊的小品，以換取微薄的稿費，以增加虛浮的知名度。當然，作家可以有一種書寫策略，以適應變化的市場；但更要有一種藝術追求，以不斷提升文學的檔次。事實上，有文學追求的澳華作家並不太多。在一個商業化的環境下，在一個讀者面不廣的市場裡，一些報刊為了生存，也刻意推波助瀾走偏門，難免影響了澳華文學的品位。

　　缺乏理論批評的強力支撐，缺乏副刊園地的健康引導，缺乏作家自身的自審意識，澳華文學的突破談何容易。

 

　　　　　　　　　　　　　三、 出手不凡頻頻奪獎

 

　　澳華文學不僅僅是中華文化在海外承傳繁衍的見證，更是中國語言參與世界多元話語建構的嘗試。文學評獎，體現了這種嘗試的成果。1994年，悉尼華文作家協會主辦了澳洲華文傑出青年作家獎，十位作家分獲七個獎項：張奧列、朱大可獲文藝理論獎，易心弦獲新詩獎，武力獲報告文學獎，黃惟群獲小說獎，千波、賈詠、沈寒冰獲散文獎，王燕妮獲編劇獎，鄭關翠紅獲專欄作家榮譽獎。這是澳華文學綜合評選的首次嘗試，也是迄今評獎規模及影響較大的一次。但由於經驗不足，程序偏差，也引發一些爭議。

　　1995年，《自立快報》舉辦的澳洲中文創作文學徵文獎，則是獎金最高、獲獎者最多的一次。趙川、劉江、王世彥、陸文濤、陳宗欽、黃玉液、陸揚烈、黃惟群、周媛媛、冰夫、馬志丹、李明晏、張勁帆等十三位作家的小說散文作品得獎，初步顯示了澳華作家的風貌。此外，《星島日報》、《新海潮報》、《大洋時報》先後舉辦的各類徵文評獎，以及1999年Dandenong中文短篇小說徵文比賽等，都引起文壇及讀者的興趣。2005年大洋文聯主辦的傅紅文學獎（散文）得獎作品，還引發了批評的話題。

　　不過，澳華文壇斷斷續續的各類評獎，有些欠缺規範性和權威性，影響作家參與的興致，所以有實力的作家都把眼光瞄向國際性的華文評獎活動。試看中國大陸、香港、台灣及美國舉辦的一些文學徵文評獎，澳華作家往往出手不凡，頻頻上榜。中國作家協會台港澳暨海外華文文學聯絡委員會主辦的世界華文文學獎，沈志敏《變色湖》獲優秀小說獎（2000年）、張奧列《夜闖毛利村》獲優秀散文獎(2003年)。2001年香港作家聯誼會、明報月刊等五家文化機構主辦的世界華文報告文學徵文獎，王曉雨、田地《黃河的憂傷——記作曲家儲望華》獲首獎。2003年台灣世界華文作家協會主辦的世界華文文學徵文獎，王曉雨《吃飽》獲小說獎、凌之《她不屬於這個世界》獲散文獎。台灣僑聯文教基金會主辦的華文著述獎，黃玉液《沉城驚夢》（1989年）、《怒海驚魂》（1995年）、劉熙讓《雲斷澳洲路》（1996年）、《澳洲黃金夢》（2004年）獲小說首獎，而獲小說、散文、詩歌佳作獎的還有陸揚烈、蕭蔚、胡仄佳、張奧列、黃惟群、張勁帆、李明晏、陶洛誦、進生、巴頓、梁綺雲等。2000年台灣皇冠出版機構主辦的大眾小說獎，閻立宏長篇小說《兩面人》獲讀者票選首名。2005年美國《世界日報》主辦的新世紀華文文學徵文獎，胡仄佳《夢回黔山》獲首獎。此外，澳華作家還獲得了中國大陸、台灣和美國報刊舉辦的一些徵文大賽獎項，難以一一列舉。

　　評獎證明了實力，評獎建立了信心，評獎擴大了澳華文學的影響。但更重要的是，評獎抬高了澳華作家的眼光，為澳華文學的發展樹起標桿。

 

　　　　　　　　　　　四、系列叢書展示整體實力

 

　　澳華文學的種類比較齊全，不僅有長篇、中篇、短篇小說，也有散文、雜文、隨筆，還有新詩、舊體詩、散文詩，以及報告文學、傳記文學、兒童文學、影視劇本、理論批評、文學翻譯等等。

　　若從數量質量及活躍程度來看，澳華文學仍以散文雜文為主體，它那無拘無束的思維，灑脫不羈的筆觸，最能體現澳華文學開放、豁達、相容的語境。自《悉尼八怪》開早期澳華雜文之風以來，散文雜文隨筆的寫作至今仍為澳華作家的最大興趣。

　　而小說創作，從作品的覆蓋面及對讀者的影響力而言，雖不占主導地位，但卻更能從藝術想像力、生活概括力，以及敘事虛擬性這一文學根本上，切入澳華文學的靈魂，更能氣定神閒展露澳華文學的澳味華風的藝術特質。進入小說寫作領域的澳華作家，大都深具筆力，通常散文小說，左右開弓，成為澳華文壇的主力。

　　詩歌創作，也是澳華文學的一道亮麗的風景線。新老詩人攜手合作，新詩古體詩兼容並蓄，呈現出“五色紛呈，視野多元”的瑰麗詩風。

　　澳華文學開創之初，著作出版大都是台港移民作家，而大陸新移民作家的著作大約只有十來種。十多年後的今天，大陸新移民作家出書已逾百種。蕭虹博士主持的“南溟出版基金”，每年資助兩位作家出書，對澳華文學著作出版也起了推動作用。

　　澳洲雖然文學園地多，發表作品多，但由於閱讀市場小，所以至今仍沒有一家正規專業的華文出版社。許多澳華作家的作品，都要在中國大陸、香港、台灣出版。澳華作家林林總總的著作，分散在海內外各地出版，發行渠道不暢達，讀者找來閱讀比較困難，學者蒐集研究也有難度。好在澳華文壇已推出三套系列性文學叢書，比較集中展示其實力，其面貌、其陣容。

　　這三套叢書皆由中國知名出版社出版。2002年福建海峽文藝出版社140多萬字的《澳洲華文文學叢書》五卷本，是海內外第一套澳華文學綜合選本系列，分小說、散文、詩歌、報告文學、雜文隨筆卷，收入103位老中青作家的420多篇作品，較為完整地介紹了澳華文學風貌，為澳華文學研究提供了系統的閱讀文本和真實形態。2003年中國文聯出版社40多萬字的《大洋文叢》，包括《澳華文萃》及11卷個人作品集，構成了一個由點到面的澳華文學方陣。《澳華文萃》收入82位作家的204篇作品，這些輕鬆活潑又充滿著生活色彩的文字，以其對母國文化的執著，面對生活環境的挑戰，營造著澳洲風味的文學品牌。2004年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70多萬字的《第三類文化系列叢書·澳洲專輯》三卷本，包括小說、散文、紀實，62位作家152篇作品，從移民生活的角色轉換中去感受不同層面的文化衝擊，從一個有趣的角度提供了較佳閱讀文本。這三套叢書，展現了移民大潮中東西方文化雜交的特性，可以視作近十餘年來澳華文學異軍突起的一個縮影，也是當下研究澳華文學較有代表性的歷史文化資料。

　　還有剛剛推出的《澳華新文苑叢書》，將 “澳華新文苑”副刊上發表的作品，一批批地收編，一個個作者分捲入輯，長此下去，也是見證澳華文學履痕的重要資料。

　　澳華作家的寫作，由散見於報章發展到結集出版，並由單本著作發展到多卷本，單一性發展到集束性，充分顯示了個人創作力和群體凝聚力的提升。

　　幾經打造的澳華文學，已經爭取到自身存在的價值，但若要對世界華文文學產生影響力，還必須努力打造自己的品牌。澳華文學應該繼續在多元語境中尋找自己的“文化空間”，書寫自己的“文化身份”，它不再僅僅是中國文學在海外的延伸，而是在一種跨國度跨族裔跨文化的新視野中確立一種新的原創性的書寫。它也不再僅僅是漂泊離散、思鄉懷舊的移民文學，而是在新的文化認同及新的價值認同中創造本土文學新質。這種新質、新的書寫，不必在故鄉他鄉，原鄉異鄉之間打轉，也不必在身分認同國籍認同語言認同中徘徊，而是在中國/世界，東方/西方的關係中建立一種認同歸化超越的新的精神歸屬。

品味澳洲 体会澳洲

品味澳洲 体会澳洲 　　　　　　　　——序吕顺先生《澳洲叙事》   　　虽然同在澳大利亚，但一个在悉尼，一个在墨尔本，我至今还未见过吕顺先生一面。不过对于他，我并不陌生，因为这两年我在澳洲的华文报上，编发过他四十多篇小说、散文，还配上个人照片一起刊登。读他的作品，就像面对面的与他交流。他还不时给我电话，谈投稿，聊写作，给我的感觉很谦和，也好写。 　　其实吕顺先生是我的前辈了，他本名吕金堂，吕顺是他的笔名，在中国他当过几年记者，写过一些作品，退休后于1997年移民澳洲，颐养天年。他来澳比我稍晚几年，正是澳洲华文报业兴旺发展时期，所以虽然身处英语国度，他也能饱览当地的各种华文报刊，与母国情未了，与母语缘未尽，并不觉孤独寂寞，也无“失语”、“失忆”的困惑与焦虑。 　　不过和许多新移民一样，他在异国他乡生存都有一个观察期、适应期，所以初来的几年，他都只看不写，用身去体验，用心去感受。但随着澳洲中文写作的活跃，文化社团的热闹，一个执着中华文化、爱好文学写作的文化人，岂能袖手旁观？尤其在一个充分自由的空间，有一种充分放松的心态，要他不写，实在手养难耐。 　　2002年的某天，他终于按捺不住捡起笔来，写下了旅澳生涯的心得。于是，一发不可收，澳洲各华文报章副刊又多了一位写手，“夕阳移民族”写作队伍又多了一位活跃者。现在，吕顺先生已是澳洲维州华文作家协会秘书长，踏上了华文写作的不归路。 　　在处理吕先生的来稿中，我发现吕先生的写作是很用心很认真的。比起许多老者，他能用计算机打字写作，有其优势，不仅写得多写得快，而且行文走笔常字斟句酌，反复修改。他很留意读者对自己作品的反应，关心读者的口味。他常问我，他这样的写作究竟读者能否接受？ 　　我觉得不同的写作，不同的视角，不同的风格，会有不同的读者。现在的读者是越来越分化的，不同的年龄层次，不同的生活态度，不同的文化环境，会有不同的审美趣味。现在的写作也是越来越自我的，不同的人生练历，不同的艺术素养，不同的价值观念，会有不同的写作选择。所以评价文学不能一概而论，不能简单的排座次，不同类型的作品，可比性很脆弱。我以为，评说作家作品凡动彻以“最”字的，大都属主观臆想，或新闻炒作，不足为训。即使高行健获诺贝尔文学奖，也只是对其文学成就的推崇和认可，并非以此界定为世界之最。所以成熟的作家，既会关注文学的发展，关注作品的社会效应，也不大在乎追风赶潮流，而是跟着自己的感觉走，根据自己的特点去营造自己的话语。 　　在我看来，吕顺先生的写作特点也很鲜明。他有一个基本视点，就是立足澳洲，抒写华人，以华人的故事，华人的情愫去构筑其作品。他也有一种基本笔调，其散文都是抒情性的，写情写景，包含着人生的磨砺和学养；其小说则是叙述性的，尤以人物对话铺展故事，以人物行为渲染主题。 　　有意思的是，吕顺先生的两类作品，笔法截然不同，泾渭分明。散文抒写优美，感情浓烈，追求美文；小说描述简洁，冷眼旁观，点到为止。 　　所以我读他的散文作品，在优美抒情的文字下，总感到作家热烈、饱满的情怀。读《冬夜的墨尔本》，你会在作者的呼吸气息中，感受到静谧的雅拉河畔浓烈的人文风情，古老的唐人街上浓烈的悲喜荣辱。而在《京桃的滋味》、《小院香椿树》、《春天的墨尔本》等篇中，也散发著作者对景物的浓情厚意，对岁月年华的浓烈感叹。获奖散文《风筝梦》，更是用一种浓烈的感情主线放飞风筝，风筝串起作者的人生碎片，牵著作者对母亲的无尽思念。风筝梦，是母爱的梦，故土的梦。这种人情，乡情，国情，正是海外游子永远的风筝梦。 　　而读吕顺先生的小说，则感到作者叙述时的冷静、理智。他往往以旁观者的眼光审视笔下其人其事，去感悟人生百态和人情冷暖。虽三言两语，白描勾勒，但人物的嘴脸跃然纸上。《飘来的女人》让好心人有好报，《撤退》让爱占便宜者栽跟斗；《总经理阿根》一身正气，生意场上长袖善舞，《跟踪》者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原形毕露；《输赢都有酒喝》则在夫妻“斗智”中显出家庭的温馨……吕先生的小说结尾，都有一个情节逆转，既节省笔墨，也让你在嘎然而止的阅读中延伸作品的思绪。 　　如果要作进一步分析的话，我觉得吕先生的小说和散文都写得清爽明白，比较适合他同时代的读者。但若要面对年轻的读者，可能会显得中规中矩，少点恣肆、随意、灵动。当然，这只是我对其部分作品的某种感觉，而且，青菜萝卜各有所好，实在众口难调。 　　这两年来，吕顺先生写了一百多篇作品，几十万字，长短兼有，成绩不俗。现在，他把其中的部分短文结集出版，定名为《澳洲叙事》，与读者分享。他请我为其作序，作为一位读者、编者和文友，我当然乐于提笔，既为他“品味澳洲，体会澳洲”的成果而高兴，也为澳华文坛的热闹而欣慰。 　　可喜可贺，勤奋笔耕的吕顺先生！ 　                         原载《澳洲日报》

　童真之心 母爱之花

　　　　　　　　　　——序陆扬烈《献给母亲的花》　　　　　　　　　　

　　　　　　　　　　　　　　　　　

　　墨尔本作家陆阳烈先生要出版一本有关少年儿童生活的书，我一点都不奇怪。因为他曾在中国大陆从事过一段时间的儿童文学创作，颇有成绩；来澳后虽然写了大量的成人生活作品，但那两篇写其外孙女及孙女的儿童故事，《外婆桥上的维维安》、《外婆桥上的蓓兰蒂》都甚为出色，引人注目。我曾为此写了篇读后感，希望这位文学前辈能在儿童文学创作上发挥所长，继续走下去。

　　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陆阳烈先生终于把近期所作的十多篇有关少年儿童的作品结集成书《献给母亲的花》，并用中英双语出版。我以为，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说它有意义，是因为它既为儿童而写，也让儿童去读。要知道，澳洲的华裔儿童，生长在英语环境下，使用英文肯定比其母语更为熟练。以中英双语出版儿童文学，既可以让他们自如地读到有关他们自己的生活，而且也可以在阅读中学习中文，承传中华文化。

　　还有另一层意义。对于澳洲的英文出版界，儿童文学比比皆是，但描写华裔儿童生活的英文书却寥寥无几。而对于中国出版界，儿童文学虽然也品种繁多，但却鲜有反映澳洲华裔儿童生活的作品。所以，陆扬烈先生的这本中英双语读本，对澳洲对中国，对两地的华裔儿童，可以说都是一种创举，一种有益的尝试。

　　当然，除了华裔儿童外，非华裔的儿童，英语华语的成年人，都可以有一种阅读机会，可以去感受作者笔下的童真和母爱。

　　童真和母爱，浓烈地交织贯穿于陆扬烈先生的作品中。《外婆桥上的维维安》和《外婆桥上的蓓兰蒂》，都是澳洲出生的儿童，但一个长在墨尔本，一个长在上海，在母爱之下，她们的童真得以充分展现。《爱的小盒》也是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一位母亲失去了女儿，她将母爱撒向所有孩子身上，弃警从教，桃李满天下；更重要的是，她向人间播了爱的种子。爱，是能战胜邪恶的（《圣诞老人》）；爱，是能产生勇气的（《杜鹃在歌唱》）；爱，延续着敬老（《古树与老人》）护幼（《路口守护神》）的传统；爱，也带来诚实与坚毅（《明白的国王》）。在《悠悠寸草心》中，我们看到的人类爱心，不仅有长辈对子女的情爱，也有子女对长辈的敬爱，更有对社会的关爱，对世界的热爱。这种博爱之下，华裔才女汪晓宇不仅取得学业的进步，也取得了道德的进步。陆扬烈先生无论是用儿童的语言去讲爱心的故事，还是用成人的眼光去感受纯洁的童真，都是用一种道德力量去宣示爱心，撼动人心。

　　读陆扬烈先生的作品，你总会感到作者笔下涌动着一种内在的激情。细细品味，你就会发现这种激情源于基督教的博爱精神。这种尊老护幼、扬善扶正、慈悲为怀的博爱精神，正是陆扬烈先生的信仰基点，也是他写作的精神支撑点。如是，其作品在爱的感召下，形成他特有的文字魅力。

　　《献给母亲的花》，是一颗童真之心，是一朵母爱之花。愿真爱洒满人间！

            

                           原载澳洲《星岛日报》

 

  亦谐亦庄看人生

　　　　　　　　　──序王晓雨新着《人在澳洲》

 

　　澳华文坛写手有些是多面手﹐王晓雨先生也是其中一位。虚构非虚构﹐文学非文学﹐他都涉笔﹐且具相当水准。读他的作品﹐你大抵会留下点记忆﹐咀嚼点什么。所以他的小说﹑散文﹑报告文学要结集出版﹐嘱我作序﹐我也愿意为其新着《人在澳洲》写点文字﹐表述一下我对其人其文的一点印象。

　　事实上﹐我和晓雨兄见面寥寥﹐交谈也匆匆。他在墨尔本﹐我在悉尼﹐我们更多的是通过作品交流﹐是精神层面的交流﹐可谓“君子之交淡如水”。

　　我第一次认识王晓雨时﹐他是墨尔本中文周报的主编﹐我是作者。我们是编者与作者的关系﹐同时也是文友关系﹐因为我也阅读他的作品﹔后来我也编发过他的几篇作品﹐因为我也编日报副刊。

　　记得第一次读王晓雨作品﹐或者说我对王晓雨作品第一次留下印象并且颇为深刻的﹐是他的短篇小说《守墓人》。小说写的是一个中国留学生购房受西人花言巧语之骗的小故事﹐但你感受到的不仅仅是买卖中的人际关系﹐东西方的文化探讨﹐更是一种社会现实的人性质疑。寥寥三千字﹐却写得峰回路转﹐看得如梦初醒﹐可见作者笔力不俗。我在副刊上转载这篇获奖小说时还在想﹐这么巧的构思﹐这么好的文笔﹐我以前怎么没留意到王晓雨的写作呢﹖

　　其实也不能全怪我孤陋寡闻﹐王晓雨确实是“潜伏”多年才重拾笔墨浮出水面的。通过交往后我才知道﹐王晓雨八十年代中就读师范大学中文系时就开始写作﹐后来当过记者﹑编辑﹑教师﹐发表过散文﹑小说﹑电影作品等。八十年代末来澳留学﹐一度埋头读书﹐打工﹐做房地产生意。哪怕当时许多文人墨客在澳华文苑上玩得红红火火﹐他也不为所动﹐疏离笔耕。但文科出身的他﹐从文之念哪能“静如死水”﹖在异国他乡度过生存难关之后﹐他于九十年代末再度玩起文化﹐编报编书﹐写作出书。所以这个时候我才认识晓雨兄﹐一点也不奇怪。

　　和一般的澳华作家相比﹐目前不用“坐班”的王晓雨﹐其写作有较多的时间较大的空间也因而有较大的自由度﹐所以他虽然“复出”较晚﹐但势头不弱﹐似有“专业”写作之架势。2000年我曾和他一道出席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的世界华文作家大会﹐当时就听他说﹐他眼下正专门在家写作﹐他要写几本书﹐编几本书﹐有些已经出版﹐有些正在策划。说实在的﹐我真羡慕他﹐我们这些总想游戏文字的“朝九晚五”打工一族﹐多么想潇洒一点﹐多么想“全天候”的玩文化﹗

　　我确实佩服晓雨兄﹐既有办法赚钱﹐又有文化底蕴。这种才气灵气反映在他的写作上﹐就是脑筋活﹐出手快﹐要什么写什么﹐写什么像什么。所以他的写作有点五花八门﹐但都能成气候。写小说﹐小说得奖﹐写报告文学﹐报告文学获奖。

　　也许经历或感受过当代中国的政治磨难﹐人届中年的王晓雨﹐骨子里仍然潜藏着中国文人的忧患意识。在当今文坛盛行调侃生活的风气下﹐与时共进的王晓雨并没有盲目地把调侃流俗化﹐而是将其转化为一种经意与不经意之间的对社会对人生的追问。所以他的作品文笔既轻快谐谑﹐而社会意蕴含量也较高﹐总透出一种积淀的历史文化话语。亦谐亦庄看人生﹐在我看来﹐这也是王晓雨写作的价值所在。

　　王晓雨小说数量不多﹐但有份量。如果你第一次读《守墓人》﹐肯定会随着人物一片虔诚地跟着看房买房﹐跟着一本正经地去讨论什么东西方文化﹐但最后作者笔锋一转﹐让你看到的是一出人性的荒诞剧。那坟场里的星火与冷风﹐映衬着人性深处的阴冷﹐你在目瞪口呆的同时也会“黑色幽默”的苦笑一番。王晓雨很有叙述故事的能力﹐以故事的情感纷围去打动读者。那篇表现海外移民承传中华文化的《香蕉人》﹐也以一种困迫的焦虑感去诉说下一代的教育难题。令人回味的是﹐作者不是用一种明晰的判断去解说一个成功的教育故事﹐而是用一种探讨的疑惑去描述一个难解的文化心结﹔这是一个文化问题﹐更是一个生存问题。

　　另一篇写得洋洋洒洒的《吃饱》﹐是王晓雨小说创作中最具特色也最有份量的一篇。其故事很简单却也很巧妙。说简单﹐是它只讲述在餐馆吃饭的过程﹔说巧妙﹐是它在描写吃饭的过程中﹐把“洋插队”和“土插队”的故事绞在一起﹐把中国“天灾人祸”和文革时期的那种“饿相”与在澳洲闯荡的那种困境表现得淋漓尽致。特别是那种饥饿的感觉与“吃饱了撑的”感觉的交织对比﹐作者描写得很细腻﹐也很强烈﹐细腻得如亲历其境﹐强烈得如视觉效果。“吃饱”﹐本是生活追求的浅层次﹐但追求“吃饱”﹐却是中国百姓的基本生存方式﹐触及中国社会的深层结构﹐切入中国人的民族心态。作品那种渲染﹑调侃的语言中﹐裹藏着一个沉重的人生话题。

　　王晓雨构思小说比较精心﹐走笔散文则较随意灵便。他的散文类型多样﹐有描写型的如《墨尔本街头的第一座雕像》﹐有议论型的如《做老板是不容易的》﹐有感性的如《 All you  can  eat 》﹐也有理性的如《牛仔和自由精神》等。不管何种类型﹐他的散文叙述方式大抵是倾诉式的﹐而这种倾诉也并非东拉西扯不着边际﹐而是有明确的主旨﹐有清清爽爽的思想内涵。所以王晓雨的散文随意而不随便﹐倾诉而不唠唠叨叨﹐让你读后总有所思所感。

　　除了小说散文之外﹐王晓雨还写有大量的报告文学﹐有些是应时应景之作﹐有些属广而告之一类﹐但有些篇章确实精彩深刻。我是读了《琴殇──记作曲家储望华》之后﹐才对其报告文学产生兴趣的。《琴殇》确实是篇难得的佳作﹐也是王晓雨创作中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显示出其笔触的机智敏锐﹐其历史文化的眼光﹐其概括叙说的能力。作者不仅写出了人物的坎坷命运﹐也烛照出中国半个多世纪的斑驳历史。曾参与钢琴协奏曲《黄河》创作的音乐天才储望华﹐在中国有实而无名﹐留学澳洲后﹐他才成为中澳均认可的成果累累的著名作曲家。而他的父亲──赫赫有名的自由知识分子储安平至今仍蒙受不白之冤。储氏父子的故事和故事的背后充满了令人思索的魅力。

　　王晓雨说自己适合写特写﹑写报告文学﹐我看也是。记者出身的王晓雨﹐善于捕捉题材﹐善于把握人物﹐善于剖析现象﹐其作品大都有某种凝重感。《文革时代最后一个舞蹈家──记华裔澳洲芭蕾明星李存信》﹐《蚂蝗在吸我们──华人赌博报告》﹐《被哄出家门的一代──第四代留学生现状》等﹐每一个选题都是海外华人关心的重大聚焦点。这些作品既为我们传递了丰富的信息﹐也透出作者的深层思考。

　　总体感觉﹐王晓雨作品行文简洁﹐节奏明快﹐表达到位﹐可读性思想性兼而有之。其小说意味深长﹐其散文轻巧灵动﹐而报告文学则捕捉敏锐﹑富于思考空间。收入新着《人在澳洲》中的作品﹐大体可见出作者写作文本的这些特点。相信读者和我一样﹐会从王晓雨的这本书中感受到某种阅读的乐趣。

 

                   原载《大洋时报》

 

  萧蔚作品研讨随感

 

　　　　　　　　　　　　　　　

　　开一场研讨会确实比读一篇评论文章有意思得多﹐集益广思﹐互动交流﹐热闹非凡。日前新州作家协会举办的萧蔚作品研讨会﹐就开得满堂飞采﹐畅所欲言。

　　萧蔚在悉尼女作家中是很有特色的一位﹐拥有不少读者。会上许多作家﹑学者都对她的写作特色作了充分评析。我也读过她的许多作品﹐更亲手编发过她不少文章﹐对其作品印象﹐我曾写过短文﹐也已作为小序﹐收进了她的小说散文集《澳洲的树熊　澳洲的人》中﹐在此不再赘言。我想补充一点的是﹐我觉得萧蔚是一个本色作家﹐或者说﹐萧蔚的写作是一种经验性的写作。

　　何谓本色作家﹖就是萧蔚在写作中所扮演的角色﹐与她生活中的形象是一致的。即是说﹐其作品内容﹐大扺是她身边的日常生活﹑工作交往﹑家庭活动中所见所闻所历所感﹔其描述方式﹐与她的个性气质﹑为人处世﹑言谈举止也是一致的。如果用一句评论术语来说﹐那就是﹕她的叙述文本﹐是其生活经验的对应。

　　当然﹐任何文学作品都与生活有密切关系﹐但这种关系却是复杂的﹑多样的﹔有的是直接的﹐有的是间接的﹐有的具有生活原型﹐有的偏重于虚构想象。萧蔚作品里虽然也有想象﹑有虚构﹑有塑造﹐但仍然是她的生活经历﹑生活情趣及生活经验的一种比较直接的反映。

　　所以读她的作品﹐不仅仅是看到她的影子﹐更是看到活生生的她﹐仿如当面聆听她诉说自己的人生。且不说“老奶奶挂钟”﹑“晚霞中的岩石湾”﹑“做女儿的朋友”﹑“爱宠物及爱孩子”等等是她旅澳生涯的片断﹔即便是叙说澳洲人的趣事﹐也是她切身生活的一部分﹐是用她的眼光﹐用她的语言﹐去表达她的生活态度。你能说她笔下的西人﹐如月亮老太﹑布朗太太﹑水老头﹑欧文先生﹑老胡森等与她没有直接关联吗﹖那都是她工作中的病人或同事﹐以及生活中的邻居或友人﹐是她生活中不可分离的一部分。所以马白教授用“文如其人”来评介她的作品﹐诗人冰夫用“风格即人”去解读她的创作。

　　文与人﹐即作品与作家﹐是一种极为复杂的关系。有时候﹐文是人的真实写照﹔有时候﹐文是人的假象﹔有时候﹐文显示了人的某一面﹔有时候﹐文又掩饰了人的另一面。能真正做到文如其人﹐必须是做人真诚﹐写作也真诚﹐同时为人为文都要有一种随时随地﹑自然而然去表露的资质。

　　萧蔚是一位很好的本色作家﹐她在生活和写作中充分展示了自己的本色﹐忠实于自己的生活经验。因此作家进生放言﹕读萧蔚的几篇作品﹐与她交往几次﹐就能把她看得明明白白了。一点不假﹐她在生活和写作中扮演着相同的角色﹐呈现出透明的本色。这种本色的流露﹐就是读者与文友所喜欢的原因。

　　像舞台上的演员﹐本色演员容易入戏﹐也恰如其分﹐但选择角色的余地不多。而那种可塑性强的演员﹐却更能塑造各种角色﹐难度更大。富于创造性的作家﹐往往不囿于自身以往的经验﹐充分借助自己的阅历﹐调动直接的﹑间接的﹑自身的﹑别人的﹑当下的﹑过往的各种经验﹐去想象﹑去虚构﹑去创造﹑去丰富各类艺术形象。像王安忆﹐出道初期也写自己的知青生涯﹐但近期所塑造的旧上海女性﹐已超越了自己原有的生活经历和经验。其成功也是对本色写作和自身经验的挑战。苏童的《大红灯笼高高挂》﹑余华的《活着》﹐也非作者所经历的生活时段。这些作家能够创造出各种比作家自身丰富得多的角色﹐全靠对生活的感悟和文学功力的支撑。

　　所以说﹐写本色﹐经验性﹐是萧蔚的长处﹐特色﹐但同时也可以看作是她写作上的某种暂时的局限。

　　我不能苛求萧蔚﹐因为我知道她是学医的﹐不是文科出身﹐写作不是她的专业﹐只是她的业余爱好﹐是她的一种情感补偿﹐一种精神充实。而她在工作之余却能把这种爱好真诚地﹑切身地表达出来﹐使我们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地感受着﹑分享着她的人生经验﹐这就是她写作的成功。源自于个人经验的真诚写作﹐比起那些杜撰胡编的虚无写作﹐其价值﹐其乐趣﹐不可同日而语。

　　虽说是业余爱好﹐办事认认真真的萧蔚﹐也不想糊弄读者﹐也不断在努力磨练自己的文学功力。她曾千里迢迢﹐参加北京的鲁迅文学院函授班﹐也曾虚心请教澳华文坛的前辈及同行。相信她会在辛勤的笔耕中不断去感悟文学美感的奥妙﹐并在已有的丰富想象力中不断去开拓虚构和塑造的空间﹐去超越自身的经验﹐去提升艺术的创造力和表现力。

　　写作中演好自己本色的萧蔚﹐其作品不仅有充分的生活实感﹐阅读的亲切感﹐而且总体现出一种豁达﹑爽朗﹑幽默的基调。并不是说﹐她的生活就一帆风顺﹐一抹蓝天﹐她也有风风雨雨﹐汗水泪水﹐尤其在旅澳初期﹐也有失落与彷徨﹐焦虑与迷惘。但她却能把种种酸甜苦辣的生存体验﹐不经意地转化为豁达﹑爽朗﹑幽默的基调。这就是她的生活本色﹐也正是她的写作本色。

　                     原载《澳洲日报》

  喜读《故乡．异乡．梦乡》 

　　　　　　　　　　　　　　　

 

　　当我手捧还散发着墨香味的《故乡．异乡．梦乡》时﹐一种喜悦之情油然而生。这是维州华文作家协会出版的会员作品集﹐那海天一色的蔚蓝封面﹐既展示了澳洲的自然环境﹐更体现了华裔作家海外生存的豁达心境。

　　新着是维州华文作家协会黄玉液会长寄赠的。维州作协才成立半年多﹐就出版了会员作品集﹐可见其写作的实力和交流的活力不俗。

    以我之见﹐出版会员作品集实在是明智之举。一册在手﹐会员的写作成果﹐协会的整体面貌﹐一目了然。这无疑也增加了交流的机会﹐提高了协会的凝聚力。

　　说起来﹐澳华文学社团不少﹐最早成立的悉尼作协﹑墨尔本作协﹐以及后来居上的新州作协﹐也有一大批写手﹐发表了大量作品﹐但至今仍没有出版会员作品选集。并非他们没有眼光﹐而是他们有心无力。要知道﹐出书除了热心之外﹐还要有经济实力﹐这很现实。但对于热心舞文弄墨的许多文人来说﹐这恰恰是最力不从心的难题。

　　同样面对这道难题﹐甫开张的维州华文作协﹐却能迎刃而解。他们成立了作家出书基金﹐吁请侨团﹑侨领﹑社区贤达及各界热心人士乐捐。这又见出了维州华文作协颇强的人脉关系和交际能力﹐见出华社人士对中华文化的热心支持。

　　我深知在海外出版中文书籍确实很不容易﹐所以还未细读该书﹐就冒出以上种种感慨。而开卷之后﹐我虽说不上一气追读﹐却也时常陷入这三十一位会员的行文走笔之中﹐真有点如痴如醉的感觉。

　　这些作者﹐有些我本来就熟悉﹐像黄玉液（心水）﹑叶锦鸿（婉冰）夫妇﹐陆扬烈﹑郭存孝前辈﹐沈志敏﹑杜国荣（渡渡）先生﹐我读过他们不少作品﹐还编发过他们的稿子﹐甚至还写过评介他们的文字﹐他们的写作成就显而易见。有些作者虽不熟识﹐也常见他们有文章发表﹐如郑亦明﹑徐扬﹑西沙﹑张爱萍（丑女）﹑袁雪尘﹑傅三川等﹐都是写作活跃的一群。像张显扬﹑齐家贞﹑邱桥﹑汪慰平﹑孟秋萍等﹐我也闻其大名﹐但这次才有机缘拜读大作。还有一些作者﹐如唐飞鸣﹑周红﹑成舟﹑李侃﹑吕易﹑林健﹑孙明祺﹑黄景光﹑汤绰霖﹑杨以仁﹑廖兴隆﹑裴迪﹑潘华﹑卢少芬等﹐也许发表过不少文章我孤漏寡闻﹐也许我也曾读过但记性不佳﹐这回总算第一次认识了他们﹐而且有些作品还印象颇深。

　　我是每天早上在上班的火车上阅读《故乡．异乡．梦乡》的。有好几次﹐车到City ﹐我看着迷了﹐差点忘了下车。一次是在读张爱萍的获奖散文《爱的误区》﹐文革中人性扭曲的社会悲剧﹐让人欷嘘不已。一次是读齐家贞的《一个长两只“翅膀”的男囚》﹐这是她的长篇自传《自由神的眼泪》中的节选。这部广获好评的著作我没机会全书拜读﹐但读了这片段﹐即有种心灵的撞击。一个暴政下的政治囚徒以其神圣的“吃相”和疯狂的“锻炼”表现其不屈不挠的节气﹐实在过目难忘。还有一次是读潘华的随笔《闲聊十三》﹐作者把古今中外对“１３”这个数字的各种传奇及反应侃得津津有味﹐纵横捭阖﹐幽默风趣﹐令我眼界大开。还有唐飞鸣的《女儿送广告》﹐虽然没有让我误车﹐但走在路上脑海里还蹦出那位边读书边打工“自食其力”“忠于职守”活泼可爱的少女形象。

　　像这类精采的篇章﹐书中还有不少。翻阅作品﹐再看看书上附有的作者肖像及其简介﹐就像面对面聆听作者的谈心倾诉﹐有一种拉近距离的亲切感。

　　有意思的是﹐这三十多位作者﹐虽然都是爱好写作的华裔﹐但并非清一色的背景。他们有来自中国大陆﹑台灣﹑香港﹐也有来自越南﹑东帝汶等地。不同的社会背景﹐不同的人生阅历﹐使他们用中文写作时却产生了不同的视点﹑不同的表述﹐不同的人生观。书中我们可以领略到题材的多样﹑内容的多样﹑文笔的多样﹐观念的多样﹐可以感受到海外华文写作自由表达的畅快﹐以及观察事物﹑理解生活的多元。

　　就文字风格而言﹐大体说来﹐大陆背景的作者﹐文笔比较流畅幽默﹔港台背景的作者﹐描述比较细腻感性﹔越南背景的作者﹐用词比较简结凝炼。各有所长﹐各具特色。虽然作者们提供不同的文本﹐呈现不同的话语﹐但大家都有一种表达的真诚。无论是对历史的回眸﹐对现实的剪影﹐还是对人生的咀嚼﹐对宗教的诫导﹐抑或对文化的玩味﹐对个体的关怀﹐作者都直言其志﹐直抒其怀﹐坦诚相见。

　　非常感谢黄会长﹐让我有机会从书中与许多旧雨新知喜相逢﹐让我对维州作协有个整体形象的把握。据说会员作品集还将编下去﹐这种雄图大志对澳华文学不啻是一种鼓舞和推动。愿此书开澳华文坛之新风﹗

　　              原载《澳洲日报》

　澳華文學的形成與發展

 

                          　　

　　中國人到海外生存繁衍，為什麼還要樂此不疲地用中文去寫作？用華文文學去表達一種迥然不同的生命體驗？僅僅是母國血緣的羈絆，思維定勢的難易？還是一種生存策略，一種民族語言所具有的滲透力和包容性使然，或是民族語言在世界格局中追求新質的歷史必然？這是海外華文文學生存發展中，在人們心頭揮之不去的深切追問。

　　可以說，澳大利亞華文文學的產生與發展，是中華文化在海外的承傳繁衍，是華族異域生存的歷史見證，是中國語言參與世界多元話語建構的積極嘗試。

　　

　                     文學創作的產生與形態

 

　　澳華文學要追根溯源，可能就要追溯到十九世末年的澳大利亞華文報章。

    地處南半球一隅的澳大利亞，也俗稱澳洲，從1788年1月26日大英帝國殖民者正式登

陸悉尼起，就有華工的出現。1820年前後已有少量南洋華人應聘來澳當苦力。而十九世紀上半葉，澳洲發現了大金礦，便陸陸續續有華工從中國福建、廣東來澳採金，至十九世紀末，澳洲已有華人數萬之眾。而華文報章也應運而生。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悉尼、墨爾本已有中文報章《廣益華報》、《警東新報》等五種，除新聞及商業活動資訊外，其中也有少量詩文，如梁啟超訪澳期間一路賦詩志念，陪同者也詩酒唱酬，並撰寫遊記等。雖然這些寫作與今天的文學發展或許沒有必然的聯繫及影響，但從歷史的角度看，這也可以視為澳華文學萌芽的最初形態。

　　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澳洲實行“白澳政策”，居澳華人日益減少，中文報章也難存在，至1951年最後一份中文報章《澳華時報》關閉，澳洲華人完全沒有了中文園地。況且當時在澳華人大多數是沒受教育、無文化的礦工、菜農、廚子、農場工人、小生意者，根本談不上寫作。澳華文學沒有生成及存在的土壤。

    直至1974年澳洲新政府撤銷了“白澳政策”，並於1978年推行多元文化政策，華人人口才得以發展。隨著八十年代初印支華裔難民的湧入，香港臺灣移民的增多，澳洲再次出現中文報章。1982年《海外風》季刊在墨爾本創刊，1985年《星島日報》澳洲版登陸悉尼，隨後各華文日報、週報、雜誌陸續問世，遂有了華文寫作的園地。八十年代末，大批中國大陸留學生的進入，更令華文報章風生水起，各種文學體裁的作品也開始在報紙副刊及雜誌上出現。可以說，八十年代中後期，才是澳華文學的真正起步。當時的作者，大都是先抵澳的東南亞華裔及港臺移民中的文化人，以及初來乍到的中國大陸留學生。他們來自五湖四海，大多互不相識，執筆為文，各自為政，文學寫作大多處於散兵游勇、時隱時現的飄浮狀態。

　　1992年，旅澳華裔文人串連聚合，由部分來自港臺、東南亞的文人發起，更得到大批來自大陸留學生的回應，成立了澳洲華文作家協會，並相繼成立了悉尼、墨爾本、昆士蘭分會，初步形成了澳華文學的群體力量。由於作家協會的成立，促進了文學的交流，促進了作品研討活動，文學界也有了文學批評的需求。

　　九十年代中至本世紀初，隨著大陸新移民的迅速增長，大陸新移民作家群日漸成為澳華文壇的主導力量，文學社團也不斷增多，作家協會已發展到五個分會（悉尼、新南威爾士州、墨爾本、維多利亞州、昆士蘭州），以及各種詩社（如酒井園詩社、澳洲華文詩人筆會），各種文藝、文化社團（如大洋文聯、墨爾本大學中華文化學會）等。

　　中文寫作者的湧現，也啟動了文學園地的繁衍。華文報章如《自立快報》、《澳洲新報》、《星島日報》、《澳洲日報》、《華人日報》、《華聯時報》、《澳華時報》、《東華時報》、《大洋時報》、《新海潮報》、《亞洲星期天》、《澳洲僑報》、《新時代報》、《華廈時報》、《唐人商報》等等日報、週報的副刊，《滿江紅》、《大世界》、《澳華作協》、《原鄉》、《漢聲》、《朋友》等雜誌的文學版面，也先後成為文人寫手一顯身手的園地。

　　澳華作家的著作出版也如雨後春筍，由八十年代末的三、五種到現在的上百種。1985年，澳華文壇出版了第一部著作——柬埔寨難民黎樹（黃惠元）的長篇小說《苦海情怨——血淚浸濕的高棉農村》；2002年第一套綜合選本系列《澳洲華文文學叢書》五卷本問世；2003年首次推出了作家個人作品集系列《大洋文叢》12卷本；使澳華著作出版由單本發展至多卷本，由單一性發展到集束性。由於中文市場所限，澳洲至今仍沒有正規專業的中文出版機構，也迫使澳華著作在中國大陸、香港、臺灣輾轉滲透，遍地開花。

　　澳華文學形式也由初期的散文、雜文為主發展到如今的長篇小說、中篇小說、短篇篇小說、散文、雜文、隨筆、詩歌、評論、報告文學、兒童文學、傳記文學、文學翻譯、影視劇本等百花齊放。文學觀念也紛呈多樣，寫實與寫意，傳統與現代，個人體驗與社會關懷，虛構與非虛構，並存互補，各領風騷。

　　澳華文學進入了一個活躍時期，各種文章作品不僅在澳州中文報刊爭芳鬥豔，而且也在海外發表，在海外出版，在海外獲獎，被海外評說。澳華文學作為一個寫作實體，逐漸改寫了世界華文文學的版圖，“澳華軍團”的出現，逐漸引起海內外寫作界學術界的關注。

因此，澳華文學也亟待文學批評的活躍與推動。

 

　　                        文學批評的起步與現狀

  

　　由於澳華文學的特殊環境，澳華文學批評一直未能與澳華文學創作同步。澳華文學起步遲，澳華文學批評起步更遲，而且一直附庸著創作，停留於推介層次，而未能成為一個深入研究、與創作互動互補的自足體系。

　　澳華文學批評最初的產生，也是一些零星散碎的作品讀後感，或寫作隨感之類的文字，可以說，這是澳華文學批評的雛形。

　　澳洲的報章雜誌都是商業性的，只能容納短少的隨感式的作品評介，報章及讀者都不大歡迎理論性的評論長文。澳洲從事華文文學研究的學者極少，好的創作文本也缺乏，因此也未能形成一個從事文學批評的學者圈。而有些來自中港臺的文學評論家，在新的環境中大多因生活環境所迫而擲筆轉行，偶有涉筆作品評介，也多是隨感式的短文。在西方文化環境中，華文寫作一族是弱勢群族，需要社會更多的支援和鼓勵，因而文壇的切磋交流，更多的是互相捧場表揚。作家之間一般能議長卻未必能論短，總體上仍缺乏客觀、寬容、大度的批評風氣，這也使得批評家敬而遠之。而一些批評活動，也往往淪為無聊的筆戰，陷於虛無的話題，成為商業炒作的手段，更令批評家不屑為伍。

　　報章的取向，讀者的趣味，作品的參差，以及批評家的缺席，使澳華文學批評的形成先天不足，營養不良，以致後來的發展也一直弱不禁風。

　　1993年至1994年間，倒是出現了兩股文化批評熱。一是對中國大陸留學生自編自導自演的《中華魂》春節晚會節目的批評，一是對留學生雜誌文章引發的“中西方男人性能力‘二八論’”的批評，這在當時大陸背景的留學生圈中曾成為一時的熱門話題。而後者也曾被西方媒體作獵奇式（也許是笑話式）的報導。這兩場文化論爭，本來是有機會導向一種有益的自覺的批評風氣，可惜它卻被一種焦慮的宣洩的燥氣所引導而走向了流俗。諸如這類批評仍不屬於文學範疇，也大多缺乏理論色彩，很多時候更失去智者的分寸，淪為一種亂哄哄的集市式的爭吵，還不能夠成為真正意義上的批評範例。

　　九十年代中期以後，由於各作家協會及文學社團的活動一波接一波的開展，各種作家作品研討會不斷舉辦，推動了文學批評的參與。如悉尼作協舉辦的“潘起生作品研討會”、“張奧列作品研討會”、“雪陽、陳積民、巫逖詩歌討論會”、“齊家貞《自由神的眼淚》討論會”等；新州作協舉辦的“田地作品研討會”、“蘇玲作品研討會”、“黃惟群作品研討會”、“張勁帆作品研討會”、“蕭蔚作品討論會”、“崖青作品討論會”、“陶洛誦作品討論會”等；昆州作協舉辦的“劉熙讓作品研討會”及有關文學講座；大洋文聯舉辦的“華坨作品討論”、“老戴維作品討論”等；都在文壇構成一個切磋探討的話題，引出了一批評論文章。而墨爾本作協、維州作協也經常以文學講座的形式，先由作家介紹自己的創作心得，然後與會者論說其創作成果，由寫與評互動的方式進行文學對話。酒井園詩社則在其《酒井園詩刊》上每期專論一位詩人，並辟有“詩論雜說”專欄讓詩人學者作詩評詩論。文學批評由個別作品的評介轉向對作家作品的整體把握。

　　與此同時，作家出書明顯增多，名家作序也見頻繁。作序者不僅能高屋建瓴，剖析作品，點撥作者，也揭示了某種藝術規律，顯示其獨到的批評眼光。

　　而文學評獎活動，則提供了較好的閱讀文本，調動了大眾的批評興趣，也提高了文學批評的素質。澳洲華文作家協會舉辦的“澳洲華文傑出青年作家獎”、《自立快報》舉辦的“澳洲中文創作徵文獎”，以及《星島日報》、《新海潮報》、《大洋時報》等舉辦的各類徵文評獎，都引起了文壇及讀者的關注，引發了批評的話題。這些都對澳華文學批評的提升起了催化作用。

　　但是，澳華文學批評仍較多停留在作家作品的文本分析上，而對文壇創作的整體描述，對文學類別的綜合評論，對文學現象的追蹤探討，一直是弱項。2001年中國《世界華文文學論壇》雜誌特約編發的“澳大利亞華文文學研究專輯”，首次對澳洲華文文壇現狀以及小說、散文、詩歌，進行了宏觀的描述與微觀的分析，開拓了澳華文學批評的視野。2002年《澳洲華華文學叢書》五卷本的出版，不僅彙集了全澳103位老中青作家不同類型的420多篇作品，展示了澳華文學的整體陣容，更提供了澳華文學綜合性評論的較佳文本。

　　自1999年起，張奧列《澳華文人百態》、錢超英《“詩人”之“死”——一個時代的隱喻》、莊偉傑《尋夢與鏡緣——多元語境中澳華文學的當代性解說》三部著作的先後問世，以及中國大陸辭書、史書、學術專著對澳華文學的推介，中國學者對澳華文學研究的介入，也逐步消解澳華文學批評的冷淡症，有助於營造澳華文學研究的氛圍，有助於將研究向宏觀與理性的層面提升。

 

　　　　　　　　　　　結語：澳華文學研究現狀及前景

　　　　　　　　　　　　

　　毫無疑問，澳大利亞華文文學研究僅僅是一個開端。澳華文學批評從缺席到投入，從失語到發聲，已顯示其存在的事實。澳華文學研究已從推介進入梳理的層面，但從探問滲入建構的精神維度，還有一段路程要走。雖不是遙遙無期，也不會指日可待，仍需要有一種批評策略，需要澳洲本土及海內外作家、學者的通力合作，共同投入。

　　澳華文學研究的薄弱，誠如莊偉傑先生在《失語與缺席——多元語境中的澳華文學批評》（澳洲《華人日報》2003年5月15日）中指出，“澳華文學真正從起飛到衝刺的航線確實太短了，而作為一條河道，其流程也還短淺。一是批評失去批評物件的尷尬，即批評出現了物件缺席。即便有批評家，一時也難以找到對話的一角‘冰山’，因為整個澳華文壇尚未形成大氣候或產生鴻篇巨著。二是批評隊伍本身的嚴重匱缺。”

　　如今，這兩個先天不足的局限，正隨著澳華文學的發展在逐步消解。澳華寫作的升溫，也許會刺激、提升文學批評的熱度。

　　幾經打造的澳華文學，已經爭取到自身存在的價值，但它若要對澳洲主流社會及世界華文文學產生影響力，還必須努力建構當地性，熔鑄相容獨創的品格。這種當地性，即是澳華文學不再僅僅是中國文學在海外的延伸，而是在一種跨國跨族裔跨文化的新視野中確立一種新的原創性的書寫。它也不再僅僅是漂泊離散、思鄉懷舊的移民文學，而是在新的文化認同及新的價值認同中創造本土文學新質。這種新質、新的書寫，不必在故鄉他鄉，原鄉異鄉之間打轉，也不必在身分認同國籍認同語言認同中徘徊，而是在中國/世界，東方/西方的關係中建立一種認同歸化超越的新的精神歸屬。

　　而澳華文學批評，無論本土批評家或海外批評家，也應該跟進這種質變，擺脫批評眼光故土文化回歸的“中國性”，推動建構澳華文學創作與批評的當地性。

　　經過十多年的磨礪，澳大利亞華文文學已由青春發育期向著自立成熟期衝刺，澳華文學批評也由“缺席與失語”轉向“現身與對話”。澳華文壇（包括創作與批評）正在多元語境中尋找自己的“文化空間”，書寫自己的“文化身份”。澳大利亞華文文學研究，也正在世界華文文學研究的整體格局中，扮演著一個不可或缺的角色。

 

                                  原載山東《世界華文文學研討會論文集》

 

　　　　　

 

                澳华文学的三套丛书

                 

　　若要研读澳大利亚华文文学，并非轻而易举。因为澳华文学作品数量众多，而且散见于澳洲、中国大陆、香港、台灣及美国等地各种中文报刊，你很难收集阅读。而你想寻找代表性的作家作品，也不容易。虽说香港移民作家梁羽生的诗话巨著《名联观止》，台灣移民女作家夏祖丽的长篇传记文学《从城南走来——林海音传》都是文学精品，但小说、散文、诗歌、纪实文学这类数量大得惊人的文学形式，这些大多出自中国大陆背景作家之手的作品，这些构成澳华文学主体的种类，哪些是具有代表性的精品，恐怕一时也说不清楚。何况这类大陆移民作家的专着也分散在海内外各地出版，你找来阅读也比较困难。

　　所以，若要了解澳华文学整体，唯一的快捷方式便是参阅系列性丛书。好在澳华文学迄今已出版有三套丛书，可供你系统阅读。

　　这三套丛书都是近年在中国出版，而且都由知名出版社出版。最先出版的是5卷本《澳洲华文文学丛书》，福建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年10月版。接着是上、下2卷《大洋文丛·澳华文萃》，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11月版。然后是3卷本《第三类文化系列丛书·澳洲专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1月版。

　　编选精心、印刷精美的三套丛书，各有侧重，各有特色，各有千秋。基本上都把近年来较为活跃的大陆背景作者收入书中，而且都是各自精选的作品。除长篇作品之外，各种主要体裁的作品大抵都可窥见。

　　三套丛书中，较为全面亦较有分量的首推140多万字的《澳洲华文文学丛书》。它不仅是世界华文出版界第一套较为完整的介绍澳华文学风貌的大型丛书，而且为中澳文化交流史和澳洲华人历史写下珍贵的一页，提供了具有代表性的第一手文化数据。该丛书分为小说卷《与袋鼠搏击》、散文卷《渴望绿色》、诗歌卷《大洋洲鸥缘》、报告文学卷《男儿远行》、杂文随笔卷《人生廊桥梦几多》，汇集了全澳各地不同背景的103位老中青作家（台灣4人、越南5人、香港14人、中国大陆80人）不同类型的420多篇作品，比较全面地展示了澳华文学的阵容及文风，为澳华文学研究提供了系统的阅读文本和真实形态。主编各卷的编委，分别撰写了各卷引言，丛书主编则撰写了全书前言及附录《澳大利亚华文文学如是观》，对澳华文学现状及成果有一个整体的描述。

   70多万字的《第三类文化系列丛书·澳洲专辑》，也从一个有趣的角度提供了较佳阅读文本。有学者认为，东西方两类文化在不断碰撞、交融和互补中产生变异，显示出第三类文化的鲜活生命力。该套丛书，试图以《人·欲·望——澳洲华文作家小说精选》、《事·情·理——澳洲华文作家散文精选》、《国·家·业——澳洲华人移民纪实》三大卷，去探触移民大潮中的文化杂交特性。61位作者(香港1人，越南2人，其余为中国大陆)有留学生，有新移民，有退休文人，但所有151篇作品，都从移民生活的角色转换中去感受不同层面的文化冲击。

　　40多万字的《大洋文丛·澳华文萃》，也是洋洋大观的澳华文学方阵。81位作者（台灣3人、香港3人、越南1人，新西兰1人，其余为中国大陆）在移民国度力所能及地构筑着华文文化工程。该丛书有几大特色：首先，203篇作品以散文随笔为主，这些轻松活泼又充满着生活色彩的文字，以其对母国文化的执着，面对生活环境的挑战，营造着澳洲风味的文学品牌；其次，该丛书由墨尔本编选，所以墨尔本的作者队伍比较整齐，当然，也包括了悉尼、昆士兰、堪培拉、西澳等地的活跃者；还有，作品之外不仅附上作者画龙点睛的小传，还配以各具风采的个人照片，方便读者从人品与文品的关联中寻找某种因缘。

　　三套丛书，都以中国大陆新移民作者为主体，以澳洲生活为背景，以澳洲价值观为参照系，这真实反映出当下澳华文学的写作状态。澳华文学是由各类不同背景的作家共同建构，包含了各类作家的经验，但中国大陆移民作家群近年来成为澳华文学的主导力量，已是不争之事实。在东西方生活时空的转换中，中国军团以各类文学体裁铸造了澳华文学开放、豁达、相容的语境，也掌握了澳华文学的话语权。

　　毋庸讳言，这三套丛书，可以视作近十余年来澳洲中国大陆移民作家群异军突起的一个缩影。

　　　　　　　　　　　　　　　　　　　　　原载北京《文艺报》

澳华文坛十年观

    

    陈辽先生特约我为《世界华文文学论坛》编一辑“澳华文学研究专辑”，我既感高兴又觉为难。高兴的是，澳大利亚华文文学这株绿苗也终于进入中国大陆学术界的视野；换言之，地处南半球一隅的澳华文学，正以其摇曳的身姿逐渐改写世界华文文学的版图。为难的是，澳华文学起步十余年，尚属青春发育期，还谈不上研究的层次，倒是应该多点介绍扶持，以帮助树立自己的品牌形象。

　   不过，能让澳华文学向中国学术界亮相，也是陈辽先生和杂志社的一番美意。我不想错过这个机会，藉此邀请了悉尼华文作家协会会长黄雍廉诗人撰写《新诗﹕澳华文学的一季风景》，副会长何与怀博士撰写《试谈澳华小说的认同关切》，顾问辛宪锡教授撰写《澳华散文漫笔》，而我自己也试图对澳华文学十年现状作一个极为粗略的描画，共同完成这个推介性质的小辑。

 

                  一、澳华文学的青春期

 

　    准确地说，澳洲华文文学早于上世纪初就出现了萌芽状态，当时悉尼、墨尔本有多份中文报章并有副刊，但多是旅澳的中国文人学者之间应酬的诗文联句或游记。自三十至七十年代，白澳主义盛行下的澳洲，华人难以生存，人口稀少，中文报章绝迹，连诗文联句也失去了地盘。直至八十年代中期，随着大批东南亚华裔难民的涌入，香港、台湾移民的增多，中国大陆留学生潮的出现，悉尼、墨尔本再次创刊中文报章，澳华文学也开始应运而生。至1992年，全澳各地的文人写手首次携手组成了第一个全澳范围的华文写作团体，澳华文学才改变散兵游勇的状况，形成了一个松散的、多元的群体力量。所以严格说来，澳华文学创作起步于八十年代末而活跃于九十年代中。

　    1992年，来自中港台以及东南亚的华人作者组成了澳洲华文作家协会，随后悉尼作协、墨尔本作协、昆士兰作协相继成立；95年之后，由大陆新移民组成的新州作协、大洋文联、澳洲华文诗人笔会、酒井园诗社等文学团体也先后出笼；各文学组织展开了各自的各种文学交流和写作活动。悉尼作协举办了潘起生作品讨论会、张奥列作品讨论会、雪阳、陈积民、巫逖诗人作品讨论会，新州作协举办了田地作品讨论会、黄惟群作品讨论会、苏玲作品讨论会、张绰教授对悉尼部份作家作品讲评会，大洋文联举办了华坨作品讨论笔会、墨尔本作协、昆士兰作协也频频举办各类文学讲座及新书发表会等等，澳洲华人的文学气氛日渐浓厚。

   　 与此同时，澳洲华文报业也争妍斗艳，《自立快报》、《星岛日报》、《澳洲日报》（包括前身《华声报》）、《华联时报》、《东华时报》、《大洋报》、《澳洲侨报》、《华厦周报》等副刊以及《大世界》、《满江红》、《原乡》等杂志推波助澜，让华文作家大显身手。其中94年《自立快报》“大地副刊”的创办，96年《东华时报》副刊版面的扩大，更为华文文学增添了一股凝聚力。

　    1994年悉尼作协首次举办澳华文学杰出青年作家奖，随后《自立快报》、《大洋报》等也先后举办了征文评奖活动，推动了华文作家的写作热潮。

　    澳华文坛形成了一个有队伍、有园地、有著作的文学景观。

　    如果说，澳华作协的成立，标志着澳洲华文文坛的确立，那么澳华作协成立至今将近十年，则是澳华文学飞跃发展的第一时期。这是澳华文学的青春期，大体发育成形但未定型，仍在成长中，逐步迈向成熟。

　    这一时期，我们看到澳华文学格局的初步形成。文学形式由初期的杂文为主，发展到今天的小说、散文、诗歌、文化随笔等百花齐放。作品内容由早期的旅澳感怀、打工窘境、身份焦虑、精神放逐、文化撞击深入到今天多元文化环境下的生存体验、个性张扬和人类关怀。作者背景初时只是港台及东南亚文化人和大陆留学生，现在也包括许多大陆新移民，尤其是原大陆的中老年文化人，以及港台留学生的加盟；而经常在报章亮相的作者也由二、三十人扩展到上百人。出版著作由当初的三、五部增加至近百部，除散文、小说、诗集、纪实文学外，还有长篇小说、儿童文学、传记文学、文史著作、文化随笔、文艺理论、剧本等等，品种丰富多样。

 

　　　　　　　　　　二、澳华文学的作家群

 

　   澳华文坛由各种不同群体汇集，作家队伍成份复杂。

　   若从背景划分，有来自中港台和东南亚等背景。来自台湾背景的有、黄雍廉、张至璋、夏祖丽、张典姊、蒋中元、李晓蒂、蔡美绢、西沙等。来自香港的有梁羽生、陈耀南、李承基、江静枝、李润辉、梁绮云、梁焕松、杨明显、羁魂、吴美筠、钟晓阳、渡渡、田田等。来自东南亚的有赵大钝、黄惠元（黎树）、黄潮平、黄玉液（心水）、婉冰、易心弦、吕武吉、罗文、云幻等。来自大陆的人数众多，其中老一辈的原中国作家诗人学者有黄苗子、郁风、刘真、西彤、冰夫、陆扬烈、许德政（沙予）、辛宪锡（阿锡）、马白、郭存孝、李明晏、李富淇等，而中青辈的作者则有数十人难以一一尽列。另外，还有一个早年居澳或土生华裔学者的群体，如刘渭平、陈顺妍、萧虹等。

　   台港及东南亚背景的作家，捷足先登，是澳华文学的开创者。该群体长辈多、学者多、出书多。作品多以历史文化为视点，以社会大众为内容，以非虚构性作品为主体，也显示出较高的思想文化修养。其中许多作家，往往推广中华文化的热情更高于文学创作的热情。

　   大陆背景的作家，人数之多，作品之多，获奖之多，写作兴趣之大，报刊覆盖面之大，在澳华文坛首屈一指。虽然许多人文学创作资历不深，但吸纳性、可塑性强，是澳华文坛最为生动的一群。反映新移民现实生活的小说、散文也大多出自大陆军团。

　   若以地区划分，有悉尼、墨尔本、布里斯本作家群。悉尼写手人数最多，名家也多，圈子也多。作家协会因人事纠纷一分为二，悉尼作协、新州作协各有成效但互不来往，成员则有交叉，也有交流。墨尔本也是文学重镇，更分三个文学团体。墨尔本作协讲座活动多，大洋文联拥有周报园地，维州作协筹备挂牌之中。最为齐心协力的则是布里斯本，其作协不分背景，以文会友，出版会刊，为会员结集出书。此外，南澳、西澳也有零星写手，但构不成群体。

　   不同背景不同群体的作家，带着各自的意识眼光展开良性竞争，令澳华文学题材体裁品貌多样，形成了一道四季可观的风景线。

　  澳华文学较有分量的当推人物传记。如夏祖丽的《林海音传》形神兼备亲切感人，在两岸评价较高；刘维群的《梁羽生传》、黎志刚的《李承基先生访问录》也史料丰富广获好评。刘渭平的《澳洲华侨史》、《大洋洲华人史事丛稿》、李承基的《澳洲华裔参军史略》、《澳洲联邦总理列传》、《第二故乡》都是难得的文史著作。

　   澳华文学见报最多而又最活跃的是杂文。杂文是澳华文坛起步初期最基本最广泛也最受欢迎的形式，作者忙中偷闲、直言心声，且没文法框框没思想约束，嬉笑怒骂皆文章，新手老将同上阵。八人杂文合集《悉尼八怪》是大陆留学生早期那种精神难民的焦虑与困惑的典型渲泄，而刘放、秀凡、萧文夏等一大批作者近期的杂文则把狭窄的留学生话题转向更广阔的社会人生。但杂文写作良莠不齐的现象一直比较严重。

　   澳华文学结集出书最多，且个人风格较为突出的应是散文。几乎所有作家诗人学者都有涉足散文写作，使散文包括杂文一直主导着澳华文坛。澳华散文著作种类繁多，有文化随笔如梁羽生的《笔花六照》、刘渭平的《小藜光阁随笔》、沙予的《醉醺醺的澳洲》、张典姊的《写在风中的歌》，有生活散记如徐家祯的《南澳散记》、洪丕柱的《南十字星空下》、李承基的《浮生小记》、江静枝的《随爱而飞》、千波的《旅澳随笔》，有社会纪实如夏祖丽的《异乡人．异乡情》、张奥列的《悉尼写真》，有风物游记如冰夫的《海．阳光与梦》、梁绮云的《澳洲风情画》、有人生小品如李润辉的《英语口头禅》等等。其中洪丕柱《当代话题》所显示的作家在多元文化下的新思路及其对澳洲社会的关切，体现出近期澳华作家视点转换的意向。

　    澳华文学比较沉实且艺术色彩较浓的则是小说。散文、杂文、随笔人人参与，但写小说则最见文学功力，大约只有三十多位作者涉笔。因受园地限制，小说数量不算多，但在反映生活的深度，艺术表现的力度上，都比一般的散文、杂文来得扎实。从1985年澳华文坛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黎树的《苦海情鸳》算起，到最近的刘熙让的《蹦极澳洲》等，共出版了十多部长篇小说，但影响不大。倒是阎立宏的长篇侦探推理小说《两面人》，最大限度地吸纳西方推理小说的技法，写澳洲本土的故事却塑造了华人面孔的业余私家侦探形象，别具一格。一些中短篇小说更能多角度展现澳味华风的特色。如沉志敏的《与袋鼠博击》、《变色湖》从人与自然的对应关系中展现澳洲特有的人文环境及中国留学生的生存努力；华坨的《花格呢裙与长辫子》借助一个梦境揭示了东西方文化的碰撞；王晓雨的《守墓人》则在两种文化差异的幌子下让你看到一出人性荒诞剧；陆扬烈描写“夕阳移民群”的一系列小说，渗透着宗教的崇高精神；九位女作者的合集《她们没有爱情》也反映出大陆背景女作家不同的生活情趣和艺术情怀。至于微型小说，张至璋的《张至璋极短篇》、心水的《养蚂蚁的女人》、《温柔的春风》则是以小见大深具意蕴的人生小品。

　    澳华文坛最显真诚的无疑是诗歌。诗人不论水平高低，背景差异，手法有别，都能真率赤诚地抒发心志，极少弄虚作假、玩世不恭。而且诗人间的切磋交流较多，中港台背景，老中青三代常携手合作，并与英语文坛来往密切，被英文报刊翻译发表也较多。黄雍廉的诗有种大漠荒原的气势与古老文明的历史感，尤其那首长诗《飘着龙旗楼船上的英雄们》，疾呼两岸团结，再造中华，在澳中港三地发表深获好评。西彤的《昨夜风雨》、冰夫的旅澳诗作，也显示着诗人宝刀未老的功力。庄伟杰的《神圣的悲歌》在感觉中寻找哲理，令诗人令读者百感交集。雪阳的诗深具历史文化意味，欧阳昱的诗充满后现代精神，均被英文诗坛赏识。澳华诗坛不仅新诗活跃，旧体诗也同样有市场。梁羽生、刘渭平、赵大钝、陈耀南、惇昊等前辈也常聚首赋诗作联谈词。澳华诗坛可谓人才济济。

 

                  三、澳华文学的交叉性

 

       毋庸置疑，澳大利亚华文文学是一种移民文学，其写手均来自海外，迄今为止仍未见有一个本土生长的华裔作家。而土生华裔的英文作品，以及非华裔的汉学家的中文作品，因为其发表、其流通、其影响基本不在澳洲华文读者圈中，其作者视点其作品意识也不同于华裔移民作家，所以也基本上不属于本文所谈的华文文学范畴。

       作为移民文学，澳华文学当然带有边缘性，它既处于中国文学(包括台港文学)的边缘，也处于澳洲英文文学的边缘。这种边缘性，既使澳华文学处于两不认同的尴尬状态，但同时也令它本能地产生一种吸收及渗透的能力，体现出它与中国文学和澳洲文学的交叉性。

      这种交叉性首先表现在作品的生活意识上。它既有难舍的母国情结，又有与日具增的居住国情怀。

　    这种母国情结也即中国情结，并非是我们想当然的那种所谓的爱国主义、社会责任感和文学的教化功能之类的东西，而是一种生活取向，一种刻骨铭心难以忘怀的中国经验，而且更主要的是一种植根于骨髓里的中华文化情结。

　    居住国的情怀，则是对居住国社会文化的认同，对新的环境新的生活的关注。它并非割断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而是用另一种眼光审视自身，在东西方两种文化的比较中表现新鲜的感受，在中澳两种生活经验的比较中去思考人生。应该说，这是对自我人生把握的一种艺术情怀。

　    澳华作家都深受中国文学的影响和中华文化的熏陶，笔下都自觉与不自觉地流露出或浓或淡的故国情思。但与此同时，他们也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生活在澳洲，居住在思想文化都显然不同于故乡的他乡。尤其那些决心永居澳洲的华裔作家，更常常是把他乡作故乡。在他们心目中，故乡他乡，已是一种交叉混合的精神状态，也即母国情结与居住国情怀融和提升的一种原乡情思。                 

　    澳华文学的交叉性也表现在审美情趣上。不管是写中国生活还是澳洲生活，也不管是写华人还是洋人，其表现手法在一种民族心理特征下仍是很中国化，中国式的话语，中国式的意念。但思维方式却有所不同，一方面它仍带有中国的传统意识，另一方面，它也揉合了澳洲当地的民情风俗思维习惯，表现得更随意，更坦率，更轻松，更奔放，那种民族大义、社会人生、灵魂忏悔之类凝重感的东西比较少。当然，也有个别使用中英双语的作家手法上比较现代派，比较空灵飘忽，但整体上，澳华文学的审美情趣是，民族心理中国化，思维方式双向化。

　    澳华文学的交叉性，铸造出澳华文学的灵魂。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谈及澳华文学的灵魂。“澳华文学的灵魂是甚么﹖我以为就是﹕华裔移民在异域生存中的文化认同，包括对中华文化的重新认识，对西方文化的切身体验，对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和的审视与理解，对多元文化中人的生存行为的选择，以及移民生存的归宿感。这里面有焦虑、困惑、痛苦，有思念、乡恋、怀旧，也有感悟、挣扎与奋进。正是这种文化认同的内核，使澳华文学多姿多采，呈现出南半球大陆的包容色彩，展现出澳华文学的艺术风貌。”

        澳华文学作为世界华文文学的一部份而区别于中国文学，最大的特点是价值取向与道德标准的不同。许多作家在新的人文环境下在多元文化熏陶下，以新的价值观审视现实人生，包括回眸过去，省思历史。澳华作家往往能够拉开距离，超越当事者的角度，用澳洲经验渗入中国经验、取舍中国经验，有较大的心灵自由度。因此，澳华文学有一定的鲜活性，但在文学经验和艺术造诣的局限下，深刻之作却不多。

       属于边缘文学的澳华文学，既未能进入中国文学的主流，也未能进入澳洲文学的主流。一些作品虽在中国大陆和台港发表出版，甚至也获得一些小奖项，但仍未能引起关注更未能构成话题。有些作品在澳洲的英文刊物翻译发表，也并非代表了澳华文学的较高水平，只是一个沟通和机缘问题。诗歌因其语言比较抽象而较易于在英文刊物翻译发表，一些作家也因社交关系不时出入于英语文坛，联邦政府文学基金也有资助中文写作，这都是一种交流扶持的层面，不足以说明澳华文学已能进入澳洲的主流社会。

　因语言障碍、意识隔阂等问题，澳华文学未能在英语文坛产生影响，而主流社会也对澳华文坛缺乏足够的认识。一些精通中英双语的华裔作家文人学者以及西裔汉学家作了不少沟通的努力，但较多的属于文化推广和学术研究的层面，而文学创作自身的沟通则较少。

 

                  四、澳华文学的圈子性

 

       由此看来，目前状况下的澳华文学，仍是一种只在本地华人社区产生影响的社区文学。这种华人社区的圈子性，也是澳华文学除了边缘性之外的一大特性。

       澳华作家虽然背景不同，生活层面不同，但大多数人，尤其文学创作最为活跃的大陆新移民，其文化社交及创作交流的圈子基本在华人圈子，所以作品题材、作品风格非常华人化、圈子化。

　  澳华文学的圈子化还不仅在于华人圈子，更在于华人中的不同圈子。一般说来，大陆文人和台港文人之间的文学交流较少，各写各的，也各读各的，较少互相拜读，更少互相评说。因而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有些作家圈子之内很“著名”，圈子之外却无名。这种情况固然是因各自品味不同，生活圈子不同，甚至有各自的偏见，但也与报刊的圈子有关。澳华报章，几大周报基本上是大陆人主持，口味较偏一，编辑也随意，因此作者和读者也基本上是大陆人，文章话题尤其是杂文，也大抵是圈子话题。四家日报则是港台人主持，编辑多为大陆人，有一定的编辑章法，因此作者读者中港台兼而有之，但文学版面有限。因版面关系及编辑的掌控，周报的许多作者很难在日报随心所欲，而日报的一些作者也无意闯入周报。能够自如周旋于日报周报之间的作家并不多。日报周报的自由竞争，总体上为澳华文坛扩大了空间，各取所需，各得其所，但具体操作上却有意无意地分隔了作者的空间，有形无形地限制了作者在社会上的影响。

       诗歌界情况较好。也许诗歌的内容情感比较抽象，艺术共性较多，诗歌园地不分彼此，而诗人身上的文人气质也较浓，所以诗人间的圈子界线不明显，中港台背景的诗人相互交流切磋、携手合作较多。

    澳华文学的圈子性也表明了澳华文学的玩票性质。澳华文坛没有以写作为职业为谋生手段的专业作家。华文作家大都有各自的职业，写作只是业余性质。虽然一些作者移民澳洲之前就是中港台文化人士，具备有专业水准，但在澳写作也非专业行为，大多数人要为生存而工作。即使一些没有工作或不用工作而闲赋在家的人，尤其是中老年移民，写作时间较多，其写作也只是一种爱好，一种生活情趣，而非是职业行为。而且澳华文学市场也缺乏一个有专业眼光的读者层。写和读只是出于对中华文化的兴趣和生活消闲的心境，是一种既执着投入而又即兴随意消遣娱乐的玩票行为。

       这种玩票行为，使澳华文学没有负担自由发挥，也使澳华文学陷入为迎合“票迷”而炒作的泥潭，令澳华文学品流复杂，鱼龙混杂。

　    在澳洲华文报章发表作品与中国大陆有一个明显不同，就是能够尽情地自由表达，不受约束，包括政治的约束、社会的约束、甚至编辑的约束。在西方商业社会的影响下，许多作者常以自我为中心，这当然包含着个性张扬的价值观，但有时也忽略了社会的协调性。在这种非常自我，充分心灵自由的写作下，作品迸发出许多思想艺术的火花，但同时也因部份作者缺乏某种自律，澳华文坛也出现大量无节制的滥情浮浅甚至胡诌乱侃缺乏艺术真诚的所谓作品。真有点象网络文学那样随心所欲真伪难辨。

　    玩票性质的圈子文学，往往受圈子话语、票友趣味左右。作者多围着圈子转，望票友捧场，所以话题较为狭窄甚至有时庸俗，互相卖弄耍嘴皮。在副刊多作者少报刊竞争激烈的情况下，一些编辑为拉拢圈子作家而缺乏某种质量的把关，你是圈子的票友，来甚么稿登甚么稿，即使你胡言甚么我也胡登甚么。这种炒作也助长了圈子性。

　

              五、澳华文学的延续性

 

　    处于文学青春期的澳华文学，仍在投石问路的操练中，其发展前景应是可观的。虽然它带有边缘性、交叉性，只要不急于跻身人家的主流、中心，可以借着边缘性、交叉性的另类优势去经营自己的独特品格。虽然它也带有圈子性、玩票性，只要不将其庸俗化定型化，也可以借着圈子性、玩票性的某种激情去推动笔耕的热情。

　  只要报刊园地不萎缩，澳华文学肯定会越来越活跃；借助中港台的发表出版渠道，它也会与世界华文文坛有更多的合作交流。

　不过，澳华文学的水准能否在短期内有长足的提升，则不明朗。因为澳华文坛缺乏应有的文学批评。一方面，受商品化影响的报刊，一般都不大愿意刊登评论文章；另一方面，一些自我感觉良好的作家，其浮躁心态也窒息了批评风气。

　   并非说，澳华文学就没有评论文章，而是说，澳华文坛欠缺一种开诚布公议长论短的艺术批评风气。圈子作家大多喜欢互相捧场酬唱，甚至互赠“著名”的帽子，圈子之内小题大作，圈子之外视而不见，往往听不得圈内圈外的批评意见。有些作家嘴里也呼吁文学批评，一旦不同声音逆耳之言或者仅仅是赞语不够高调的情形落到自己头上，就乌口黑脸甚至破口大骂，更甚者发动圈子票友口诛笔伐或冷落对方。这种风度气度难以承受文学批评，更难以营造文学批评。

　  没有正常文学批评的文坛，是底气不足营养不良的文坛。澳华文学若能借着文学批评补气提神，定能如虎添翼脚下生风。

　  澳华文学的发展、延续，固然有赖于文坛自身的认识及感悟，也与客观环境有密切关系。澳华文坛中青年作家、中老年作家居多，而青年作者甚少，尤其本土新一代笔耕者更为稀有。本地华文报刊阅读市场也是中老年读者远远多于青少年读者。这带来了澳华文坛是否后继有人、澳华报刊能否确保市场、澳华文学发展势头能否长久持续的疑问，也即澳华文学的延续性问题。

　    培养青少年作者读者，当然与华文教育有关。澳洲的华文教育，无论是政府的公立学校，教会的私立学校，还是华人社区的80余间周末中文学校，目前大多仍在识字普及一般读写的层面，谈不上文学写作的培训。大学的中文学习，人数有限且着重于专业研究而非文学创作。因此，澳洲华文教育虽然对中华文化的承传推广起了积极推动的作用，但对文学创作的促进作用仍不大。现在还没有迹象看出本地华文教育能培养出土生华文作家。因此，由移民作家构成的澳华文学，其延续也需依靠华裔移民的延续。好在移民是一种世界性现象及潮流，作为移民国家的澳洲，海外华裔移民总在不断流入，而这些新移民中必然会有为数不少的文人学士，所以移民潮必定会带来新的读者群新的作者群，也带来中华文化中国文学的新养分。

　    移民性的澳大利亚，在移民潮中生存发展；移民性的澳洲华文文学，也在移民潮中生存延续。在我看来，澳华文学的前景不必忧虑，它将以其澳味华风，在世界华文文学的大家庭中扮演着自己应有的角色。

                                        原载南京《世界华文文学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