悉尼奧列

　　　　　　　　　　　　年還是要過的

　　過年了，我們都找樂。喜歡搞搞新意思的《大洋時報》，今年舉辦“過年”有獎徵文活動，也是找樂。有一個話題，有一方園地，作者樂，讀者也樂，大家參與，報社更樂。本來我是隨意翻翻，樂一樂就算了，豈知報社總編派給我任務，邀我作評選人，把徵文挑一挑，提提名，讓優勝者領個獎。於是找樂變成了找差事。

　　不過我還得感謝總編，給我的差事並不苦，而且還很有益。因為我是悉尼一分子，分工我只看墨爾本部分，以示公允，倒讓我有機會與墨市作家“親密接觸”。

　　由於地緣關係，我對悉尼作家確實熟悉一些，對墨爾本作家只能略知一二。不過，參加徵文的12位墨市作家，我對他們的名字並不陌生，也就是說，他們都是見報率較高的作家。讀完徵文，我發覺與他們一慣的文風一脈相承，與我印象中他們的藝術氣質相吻合。

　　同題作文，容易雷同，況且“過年”，是作家的一次集體記憶，更容易撞車。但有觀察力和感受力的作家，還是能夠捕捉到自己的獨特感受。這12位作家，從不同的視角去觀照過年，從不同的切身體會去感受過年，對中國農曆新年的感知，既有承傳，也有批判，對過年的滋味，也有甜有苦，有濃有淡。

　　年年歲歲，歲歲年年，我們也許對年復一年的節慶熟視無睹，只緣身在此山中。但作家們卻以其敏銳的筆觸，為我們勾畫了各種過年景象。讀了這些作品，我們對中國過年文化，對海外華人過年景況，有了更多感性與理性的體認。

　　雖然作者感受不同，寫法不同，但這些作品大體可分三類:一是回憶性的，一是議論性的，還有一種是當下的現場感覺。

　　最多的作品還是回憶性文字。這類作品注重情景，注重細節，或對某次過年情景的回味，或對一生無數次過年的追憶，意味深長。一如《除夕的那一碗米線》，重現了一次“施比受有福”的經歷，在“熱氣騰騰的”回憶中充滿了溫馨的人情味。犁在牧的《過年》，從當年留學生涯的困境中體味了弟弟的親情，感悟到精神上的過年。過年本該是歡樂的，呂順的《過年，過的是心願》，卻是一次永生不忘的痛苦記憶。父親被清洗，過年遭罵走，年的喜慶與人的悲哀，形成強烈反差，折射了一個時代悲劇，充滿了歷史滄桑感。同樣是過來人，達奇的《過去、現在、未來》，更多的是人生足跡的回首，經歷過世態炎涼，達奇品味過年顯出了寬懷豁達。令我印象更深的則是雨萌的《躲年》，人人都盼過年，她卻大談做年飯的苦與累，一次又一次，躲之避之惟恐不及。個人的特殊經歷，平平實實道來，對照澳洲社會的輕輕鬆鬆，一聲感歎，道出了過年的本質，也道出了中國文化陋習的某種無奈。

　　要探討過年的本質，議論性的寫法更直接了當。對於思辨性較強的作家，過年正是一個好話題，可以顯示其見解力。寫議論性文字的幾位作家，都是雜文高手。王曉雨以批判的態度，說出《不“過年”了》的心聲，19年前留學打工的過年“滋味”，改變了他過年的態度，從而引發出對過年本質的議論，對中國人陋習的批判。畢恭的《中國新年的N個聯想》，也同樣顯示其文化批判意識，和西人吃年飯，觸發了對東西方文化的思考。無獨有偶，王曉雨和畢恭，都是先“情”後“理”，從散文式的情景描述，轉向隨筆式的議論抒發。而高寧的《春節：農耕社會的民俗風景》和海落英的《過年》，寫法上則更趨理性。高寧是論述式的，從中國傳統節日的質變，切入時弊，慨歎物欲橫流世風日下。海洛英則是抒發式的，抒發家的理解，家的感覺。中國人移居海外，為什麼總有浪跡、漂泊的離散心結？異鄉遊子，為什麼根不變而外闖之心仍不死？海洛英過年思“歸宿”，身份的歸宿，文化的歸宿，家的歸宿，從尋找精神家園的兩難處境中展開文化反思。議論一氣呵成，抒發富有激情。

　　著眼今次過年的現場感覺，也是一種寫法。阿森的《不過初一過三十》，就是除夕夜的現場心理描述，作者的中國心，中國味，中國情結，中國人習性躍然紙上。不過，真真的現場感覺卻大不一樣，她的《過年》，是躺在病床上的無奈感覺，只好與大家叨家常，聊聊天，紓緩情緒，調節心境。很有意思的是，這次徵文，許多作家都低調談過年。過年的基調本該該是“甜”的，喜氣洋洋的，但不少作品卻透出“苦”與“澀”的味道。作家反其道而行之，為的是選取不一般的角度，表達不一般的感受，同時也是文人多憂患的氣質使然。子軒的《過年的另一種存在》，既不“甜”，也不“苦”，而是淡淡的，確實是另一種存在。這種存在，沒有中國傳統過年大哄大鬧的氛圍，只是一種日常形態，一種感覺。就象大多數澳洲人那樣，朋友聚聚，逛逛市場，看看電影，聽聽音樂會，象平常節假日那樣，普普通通悠悠閑閑地度過。這種存在，也沒有中國傳統過年的文化意味，不是圖個吉利，圖個形式，而是圖個輕鬆，圖個心境，卻有一種豁然開朗新的生命意味。這是平凡而真實的存在，這是平凡而真實的感覺。作者過年中的各種思緒飄忽而過，與新年期間的各種情景交織相融，並貫穿於首尾，最終合成一種意念：“不帶遺憾地往前走”，耐人尋味。

　　其實，不管如何寫法，都是表達作家對過年的一種理解。中國的新年文化，確實是個很有意思的話題。一般而言，所謂過年守歲，無非是吃吃喝喝，玩玩鬧鬧，聚敘親情，祈求平安。而最突出最普遍的表現形式，大抵是豪飲肆食，正如王曉雨引用朱大可所言“感官饑餓的慶典療法”。所以對許多老百姓來說，“過年”就是吃的“隱喻”。我覺得，吃、玩、聚，只是中國過年文化的表徵，而中國過年文化的深層，卻是物慾追求的渲洩，人生夢想的分享。過年最流行的一句話：“恭喜發財”，直指中國過年文化的本質。你看，吃也好、玩也罷、聚在一起都離不開這句話，就算是自斟自飲，自娛自樂，心裏想的還是這句話。窮的盼富，富的盼更富，無休無止。求富是人的本性，但把節慶的基本點落在“財”字上，把歡樂完全物質化，卻是中國人的集體潛意識。試看澳洲人，過年過節，也講吃講玩，講親人歡聚，也有祝願有期盼，但他們的重點在於身心愉快，在於精神追求，而且看重眼前的享受。中國人嘴裏說“年年歲歲有今朝”，但並不重視今朝，而是寄託將來。“恭喜發財”，其實就是物欲幻覺的一種延伸。所幸澳華作家身受多元文化熏陶，已對“吃”，對“財”看開了，雖然還要講好意頭，但追求更多的是精神享受。作家的這種心態轉換，可以說，正是這次“過年”徵文的亮點。

　　回過頭來再看看這三類作品，你會發現它們有不同的關鍵詞。回憶性文字的關鍵詞是“時代”、“社會”、“歷史”、“人生”，有種厚重感。議論性的文字，關鍵詞是“文化”、“傳統”，有種深度和力度。感覺性的文字，關鍵詞是“個人情緒”、“私人空間”，有種個體生命的張力。其實各種寫法都有特點，各種寫法也互有交叉，無優劣之分，而作品的高下，取決於自身的藝術把握，取決於你的表現力。

　　至於這次誰該入選，各有千秋，頗費思量，相對之下，我提名子軒的《過年的另一種存在》。理由很簡單：作品重在感覺卻也情理交融渾然一體；取材角度不在於奇不在於特，而能在平凡普通的幾個過年片斷中，寫出清新特異的感覺。

    話說回來，不管你對過年有什麼看法，有什麼體驗，作為一種文化行為，年還是要過的，就看你怎麼過。下次過年，你又會怎樣過呢？

                                  原載《大洋時報》

   打造澳華文學的品牌

    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大批中國文化人包括留學生移居海外，海外華文文學出現了蓬勃生機，形成了世界範圍的華文文學書寫現象，引起中國大陸及香港、台灣學者的關注。一直以來，支撐海外華文文學的是歐美和東南亞兩大板塊，而近年來澳大利亞華文文學的崛起，逐步改寫了世界華文文學版圖。

　　若從作家隊伍、作品種類和文學園地的整體性來衡量，澳洲華文文學應是緊隨美國之後的寫作群體，並不遜於歐洲、加拿大、日本及東南亞諸國的華文文學。它在世界華文文學的整體格局中，扮演著一個不可或缺的角色。

　　遺憾的是，在世界華文文壇上，澳華文學卻缺乏代表性作家，代表性作品，既沒有早年美國的白先勇、聶華苓、於梨華，歐洲的趙淑俠這類領軍人物，也沒有當下美國的嚴歌苓、法國的高行健、英國的虹影、加拿大的張翎這類佼佼者。這無疑影響了澳華文學形象的提升，這也是澳華文學至今仍沒有引起世界華文文學研究者足夠重視的根本原因。

　　為何在澳洲如此活躍的華文文學，卻未能產生有國際聲譽的作家作品呢？我想，主要是一個文學環境和寫作心態的問題。

　　　　　　　　　一、 只有群舞集體舞而沒有獨舞領舞

　　如果追根溯源，將近二百年前就有中國人踏足澳洲生存繁衍，一百多年前就有華文報章，當年梁啟超遊歷澳洲就在本地報章留下詩文。但這與今天的澳華文學並沒有甚麼淵源關係。因為二十世紀澳洲政府長期實行“白澳政策”，令在澳華人人數一度減少，華文報章也曾消失幾十年。

　　澳華文學的真正起步，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大批的東南亞華裔難民、香港台灣移民湧入澳洲，催生了華文報章，啟動了華文寫作。隨之而來一波接一波的中國大陸留學生浪潮，更是推動了澳華文學的開拓。1992年，澳洲華文作家協會宣告成立，隨後各地分會也紛紛掛牌。澳華文學改變了散兵遊勇的飄浮狀態，開始形成一個匯聚各方寫手的鬆散的創作群體。

　　時至今日，華文文學社團已遍佈全澳各地，主要有：悉尼華文作協、新州華文作協、墨爾本華文作協、維州華文作協、昆州華文作協、西澳華文作協、南澳華文作協、澳洲華人作協、澳洲中文作協、澳洲仕女華文作協、大洋文聯、酒井園詩社、悉尼詩詞學會、坎培拉中華文化協會等。這些文學社團的成員來自不同背景，但經常在海內外報刊發表作品，在世界各地獲獎者，大都出自中國大陸新移民作家群。可以說，“大陸軍團”已成為澳華文學發展的主導力量。

　　與美華文學不同，當中國大陸新移民作家經營澳華文學的時候，並沒有一個座標，沒有經典性的作家作品作參照。聶華苓《青桑與桃紅》、於梨華《又見棕櫚，又見棕櫚》、白先勇《紐約客》、趙淑俠《我們的歌》等經典性作品，開拓了歐美華文文學，當下許多頗具實力的台灣、香港移民作家也活躍在北美文壇，北美的中國大陸新移民作家不僅有縱向的參照，也有橫向的交流。不同時代，不同背景的作家交集，可以開闊視野；與高手同台競技，也增加創新的壓力及超越的意向。所以北美中國大陸新移民作家能夠在參照交流中發揮自己的優勢，找到自己的超越點。

　　澳華作家則沒這麼幸運。澳華文學剛剛開拓，缺乏本土座標，也缺少高層次的交流。誠然，澳洲也有一些著名的台港移民作家，如香港的武俠小說大師梁羽生、雜文家陳耀南，台灣的散文家夏祖麗、張至璋、詩人黃雍廉等，對澳華文壇有相當的影響力。但他們移居澳洲後或主要在港臺發表、出版重要作品，或在本地寫點文人唱酬文字，對澳洲本地文學寫作交流難起大波瀾。夏祖麗的長篇傳記文學《從城南走來——林海音傳》，梁羽生的詩話巨著《名聯觀止》無疑是澳華文壇的一個標記，但都不是以海外移民生活為背景，難以成為澳華文學特質的範本。此外，台港移民作家活躍者並不多，反映移民生活的作品也極少，沒有對大陸移民作家構成競爭的壓力。所以大陸新移民作家只能從中國文學中借鑑，缺少了一種移民文學的參照和交流。許多作家在描述了遊子漂泊的焦慮，移民命運的憂思，文化衝突的困惑之後，文學主題便停滯不前，難以在東西方生活時空的轉換中，繼續借助多元文化雜交優勢去開掘新的文學話語，也缺少點叩問人生的氣度。

　　在澳華文學舞臺上，只見有群舞集體舞，而沒有獨舞和領舞，因而熱鬧而不突出。

　　　　　　　　　　　　二、 東邊不亮西邊亮

　　澳華文學的熱鬧，與澳洲華文報刊的興盛大有關聯。不知何故，澳洲華人對編報辦刊特有興趣，雖然競爭激烈，仍然前仆後繼。這十多年間，不知有多少報刊如雨後春筍，也不知有多少報刊悄然消失。澳洲常年保持有四大華文日報及數十份各類周報、週刊及雜誌。日報包括《自立快報》、《澳洲新報》、《星島日報》、《澳洲日報》、《華人日報》、《澳洲新快報》，周報包括《華聯時報》、《東方郵報》、《澳華時報》、《東華時報》、《大洋時報》、《新海潮報》、《華廈周報》、《亞洲星期天》、《澳洲僑報》、《新時代報》、《唐人商報》，雜誌包括《滿江紅》、《大世界》、《澳華作協》、《漢聲》、《朋友》、《華聯》等，都先後成為澳華文人一顯身手的園地。

　　不過，報章副刊雖多，有專業水準的則不多。美國《世界日報》因其專業水準而凝聚了一大批不同背景的寫作高手，孕育了許多文學佳構。澳洲的報刊像走馬燈一樣，副刊也不穩定，缺乏具專業水準的編輯嚴格把關和認真篩選。由於園地多，投稿方便，作者無須下苦功，作品也不用精雕細刻，反正東邊不亮西邊亮，以多以快取勝。這也助長了作者輕率、隨便、浮躁的寫作心態，平庸粗糙的作品泛濫，良莠不齊，降低了文學檔次。

     因此，一些不甘流俗的澳華作家，紛紛向中國大陸、香港、台灣及美國等地專業性強的華文報刊轉輾滲透，以檢測自己的文學觸角，以調整自己的文學視角。

　　屈指數來，澳華作家經常馳騁報刊的活躍者不下上百，冷不防放幾槍者也不在少數，還不斷有新移民、留學生加入亮相，澳華作家隊伍不算浩浩蕩蕩也是遍地開花。

　　但與美國不同，澳華作家精英寥寥，尤其是功力深厚的學者型作家甚少。像洪丕柱、徐家禎、辛憲錫、沙予的散文隨筆、歐陽昱、雪陽的詩歌，何與懷、馬白、史雙元的評論等，大都是學識豐富、眼光犀利的佳作。可惜這類深有功力的學者未能凝聚成大氣候。

　　學者少自然也減弱文學理論的探討和文學現象的研究。雖然洪丕柱批評過澳華作家缺乏本土意識，徐家禎、何與懷探討過華文文學主流支流的問題，歐陽昱提出了華文作家從雙語寫作中尋找出路的建議，朱大可調侃過唐人街作家的盲腸話語，張勁帆預測了華文文學的走向，馬白強調華文文學的美學建構，張奧列、莊偉傑、錢超英更是出版有專著評述澳華文學的發展現狀，解讀澳華文學的價值取向，但澳華文學的研究仍相當薄弱。

　　澳華文壇每年都舉辦一些作家作品討論會，發言都甚為活躍，氣氛也頗為熱烈。這類討論會雖然不乏文本分析，但大多流於文友的鼓勵及社團的宣傳。在英語國度裡華文寫作處於弱勢群族，這種鼓勵支持對文壇大有裨益，但對文學質量的提升畢竟有限。2000年黃惟群作品研討會上，林別卓就作家的作品色調和創作傾向提出異議，一己之見，卻引來滿城風雨。而這種弱不禁風的批評習氣，早在1994年已露端倪。當時施國英一篇比較中西方文化的隨筆（所謂“二八論”）一經拋出，便引起軒然大波，一場本應正常的文化大論爭，卻因神經脆弱而演變成一場焦慮、宣洩、亂哄哄的爭吵。及至2006年澳洲華文女性文學座談會暨一如作品討論會，與會者就女性文學的寫作表述了不同觀點，開始有了心平氣和的面對面交鋒，這是澳華文學批評風氣的初步改觀。

　　澳華作家老一輩的不少，像冰夫、西彤、何孔周等在中國已具知名度，居澳後也頗為活躍。但年青作家則不多，像蘇玲這樣的以新的面孔、新的活力、新的思維去衝擊文壇者並非經常。澳華作家以中年居多，中年作家生活底子厚實，思路活躍，文筆奔放，功力紮實，本該是出名家名作的大好時機，但由於整個澳華文壇缺乏一種理論批評風度，許多作家對生活的把握，對技巧的運用，對文學的走向，缺乏一種理論的支撐，這當然對文學素質的提升大有影響，欠缺精品的火候。

　　澳華作家大多是生活型作家，比較直觀地描述生活所思所感，具有生動性和流動感，但往往缺乏深度和力度，缺少一種大氣。澳華文學紀實性多，虛構性少，生活浪花的小抒情多，歷史縱深感和現實開闊感的大敘事不多。許多作者，尤其是一些頗具實力的中年作家，逼於生活壓力，把寫作僅僅作為消遣自娛的手段，同時，也為了迎合市場，滿足於寫一些輕鬆、搞笑，甚至媚俗、無聊的小品，以換取微薄的稿費，以增加虛浮的知名度。當然，作家可以有一種書寫策略，以適應變化的市場；但更要有一種藝術追求，以不斷提升文學的檔次。事實上，有文學追求的澳華作家並不太多。在一個商業化的環境下，在一個讀者面不廣的市場裡，一些報刊為了生存，也刻意推波助瀾走偏門，難免影響了澳華文學的品位。

　　缺乏理論批評的強力支撐，缺乏副刊園地的健康引導，缺乏作家自身的自審意識，澳華文學的突破談何容易。

　　　　　　　　　　　　　三、 出手不凡頻頻奪獎

　　澳華文學不僅僅是中華文化在海外承傳繁衍的見證，更是中國語言參與世界多元話語建構的嘗試。文學評獎，體現了這種嘗試的成果。1994年，悉尼華文作家協會主辦了澳洲華文傑出青年作家獎，十位作家分獲七個獎項：張奧列、朱大可獲文藝理論獎，易心弦獲新詩獎，武力獲報告文學獎，黃惟群獲小說獎，千波、賈詠、沈寒冰獲散文獎，王燕妮獲編劇獎，鄭關翠紅獲專欄作家榮譽獎。這是澳華文學綜合評選的首次嘗試，也是迄今評獎規模及影響較大的一次。但由於經驗不足，程序偏差，也引發一些爭議。

　　1995年，《自立快報》舉辦的澳洲中文創作文學徵文獎，則是獎金最高、獲獎者最多的一次。趙川、劉江、王世彥、陸文濤、陳宗欽、黃玉液、陸揚烈、黃惟群、周媛媛、冰夫、馬志丹、李明晏、張勁帆等十三位作家的小說散文作品得獎，初步顯示了澳華作家的風貌。此外，《星島日報》、《新海潮報》、《大洋時報》先後舉辦的各類徵文評獎，以及1999年Dandenong中文短篇小說徵文比賽等，都引起文壇及讀者的興趣。2005年大洋文聯主辦的傅紅文學獎（散文）得獎作品，還引發了批評的話題。

　　不過，澳華文壇斷斷續續的各類評獎，有些欠缺規範性和權威性，影響作家參與的興致，所以有實力的作家都把眼光瞄向國際性的華文評獎活動。試看中國大陸、香港、台灣及美國舉辦的一些文學徵文評獎，澳華作家往往出手不凡，頻頻上榜。中國作家協會台港澳暨海外華文文學聯絡委員會主辦的世界華文文學獎，沈志敏《變色湖》獲優秀小說獎（2000年）、張奧列《夜闖毛利村》獲優秀散文獎(2003年)。2001年香港作家聯誼會、明報月刊等五家文化機構主辦的世界華文報告文學徵文獎，王曉雨、田地《黃河的憂傷——記作曲家儲望華》獲首獎。2003年台灣世界華文作家協會主辦的世界華文文學徵文獎，王曉雨《吃飽》獲小說獎、凌之《她不屬於這個世界》獲散文獎。台灣僑聯文教基金會主辦的華文著述獎，黃玉液《沉城驚夢》（1989年）、《怒海驚魂》（1995年）、劉熙讓《雲斷澳洲路》（1996年）、《澳洲黃金夢》（2004年）獲小說首獎，而獲小說、散文、詩歌佳作獎的還有陸揚烈、蕭蔚、胡仄佳、張奧列、黃惟群、張勁帆、李明晏、陶洛誦、進生、巴頓、梁綺雲等。2000年台灣皇冠出版機構主辦的大眾小說獎，閻立宏長篇小說《兩面人》獲讀者票選首名。2005年美國《世界日報》主辦的新世紀華文文學徵文獎，胡仄佳《夢回黔山》獲首獎。此外，澳華作家還獲得了中國大陸、台灣和美國報刊舉辦的一些徵文大賽獎項，難以一一列舉。

　　評獎證明了實力，評獎建立了信心，評獎擴大了澳華文學的影響。但更重要的是，評獎抬高了澳華作家的眼光，為澳華文學的發展樹起標桿。

　　　　　　　　　　　四、系列叢書展示整體實力

　　澳華文學的種類比較齊全，不僅有長篇、中篇、短篇小說，也有散文、雜文、隨筆，還有新詩、舊體詩、散文詩，以及報告文學、傳記文學、兒童文學、影視劇本、理論批評、文學翻譯等等。

　　若從數量質量及活躍程度來看，澳華文學仍以散文雜文為主體，它那無拘無束的思維，灑脫不羈的筆觸，最能體現澳華文學開放、豁達、相容的語境。自《悉尼八怪》開早期澳華雜文之風以來，散文雜文隨筆的寫作至今仍為澳華作家的最大興趣。

　　而小說創作，從作品的覆蓋面及對讀者的影響力而言，雖不占主導地位，但卻更能從藝術想像力、生活概括力，以及敘事虛擬性這一文學根本上，切入澳華文學的靈魂，更能氣定神閒展露澳華文學的澳味華風的藝術特質。進入小說寫作領域的澳華作家，大都深具筆力，通常散文小說，左右開弓，成為澳華文壇的主力。

　　詩歌創作，也是澳華文學的一道亮麗的風景線。新老詩人攜手合作，新詩古體詩兼容並蓄，呈現出“五色紛呈，視野多元”的瑰麗詩風。

　　澳華文學開創之初，著作出版大都是台港移民作家，而大陸新移民作家的著作大約只有十來種。十多年後的今天，大陸新移民作家出書已逾百種。蕭虹博士主持的“南溟出版基金”，每年資助兩位作家出書，對澳華文學著作出版也起了推動作用。

　　澳洲雖然文學園地多，發表作品多，但由於閱讀市場小，所以至今仍沒有一家正規專業的華文出版社。許多澳華作家的作品，都要在中國大陸、香港、台灣出版。澳華作家林林總總的著作，分散在海內外各地出版，發行渠道不暢達，讀者找來閱讀比較困難，學者蒐集研究也有難度。好在澳華文壇已推出三套系列性文學叢書，比較集中展示其實力，其面貌、其陣容。

　　這三套叢書皆由中國知名出版社出版。2002年福建海峽文藝出版社140多萬字的《澳洲華文文學叢書》五卷本，是海內外第一套澳華文學綜合選本系列，分小說、散文、詩歌、報告文學、雜文隨筆卷，收入103位老中青作家的420多篇作品，較為完整地介紹了澳華文學風貌，為澳華文學研究提供了系統的閱讀文本和真實形態。2003年中國文聯出版社40多萬字的《大洋文叢》，包括《澳華文萃》及11卷個人作品集，構成了一個由點到面的澳華文學方陣。《澳華文萃》收入82位作家的204篇作品，這些輕鬆活潑又充滿著生活色彩的文字，以其對母國文化的執著，面對生活環境的挑戰，營造著澳洲風味的文學品牌。2004年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70多萬字的《第三類文化系列叢書·澳洲專輯》三卷本，包括小說、散文、紀實，62位作家152篇作品，從移民生活的角色轉換中去感受不同層面的文化衝擊，從一個有趣的角度提供了較佳閱讀文本。這三套叢書，展現了移民大潮中東西方文化雜交的特性，可以視作近十餘年來澳華文學異軍突起的一個縮影，也是當下研究澳華文學較有代表性的歷史文化資料。

　　還有剛剛推出的《澳華新文苑叢書》，將 “澳華新文苑”副刊上發表的作品，一批批地收編，一個個作者分捲入輯，長此下去，也是見證澳華文學履痕的重要資料。

　　澳華作家的寫作，由散見於報章發展到結集出版，並由單本著作發展到多卷本，單一性發展到集束性，充分顯示了個人創作力和群體凝聚力的提升。

　　幾經打造的澳華文學，已經爭取到自身存在的價值，但若要對世界華文文學產生影響力，還必須努力打造自己的品牌。澳華文學應該繼續在多元語境中尋找自己的“文化空間”，書寫自己的“文化身份”，它不再僅僅是中國文學在海外的延伸，而是在一種跨國度跨族裔跨文化的新視野中確立一種新的原創性的書寫。它也不再僅僅是漂泊離散、思鄉懷舊的移民文學，而是在新的文化認同及新的價值認同中創造本土文學新質。這種新質、新的書寫，不必在故鄉他鄉，原鄉異鄉之間打轉，也不必在身分認同國籍認同語言認同中徘徊，而是在中國/世界，東方/西方的關係中建立一種認同歸化超越的新的精神歸屬。

“熱”在成都

　　我終於走進了成都，那是一個仲夏盛暑的季節。

　　帶著兒時的朦朧映象，帶著多年的神秘想像，藉著第二屆國際新移民華文作家筆會召開的機會，我與海內外二、三十位新老文友歡聚成都，真個是玩盡成都，體驗成都，傾倒成都。

　　要我說出對成都的第一印象，那就是一個字：“熱”！天熱，地熱，人也熱。

    一、見識川人的熱度和辣味

　　甫出機場，就是一個“熱浪”撲面。眼見《青年文學》雜誌的幾位美女手捧盛開的鮮花早在迎候，心裡一陣滾熱。剛從冷風斜雨的嶺南來到烈日當空的巴蜀，仿佛掉進了桑拿房，熱得透不過氣來，趕到下榻的錦里客棧時，早已汗流夾背。東道主為賓客洗塵的“三國宴”亦已擺開，新老文友舉杯問候，熱氣騰騰。麻辣的川菜更是熱上加辣，簡直把人“麻翻”了。且慢，成都的“熱”勁，隨後更是一浪接一浪，讓我徹底領教。

　　筆會開幕之夜，主辦單位成都市對外文化交流協在喜來登酒店舉辦了豐盛的晚宴。精美的食物，隆重的場面，熱情的主人，蜂擁的媒體，“哄”得我們這些海外遊子渾身“發燒”，特別是成都市對外文協郝康理會長推介成都的一番話，讓我們樂炸了鍋。

　　他說：“成都有三美，美景、美食和美女。”美景嘛，隨後幾天我們將會領略；美食呢，早已迫不及待嘴初嚐；而美女呀，眼前也一大把，果然不虛成都品牌。席下女作家們竊笑：成都的帥哥也不少嘛，郝會長就是標準的成都俊男呀！郝會長笑說，許多人都認為成都美男也不少，所以“美女”應改為“美人”，男女皆美。

　　誰知接下來更笑爆肚，郝會長風趣地說：“世界上最珍貴稀有的大熊貓只選擇成都定居，所以成都也是最適合人類居住的地方。”全場氣溫馬上推高，“我們都成了大熊貓！”笑聲推熱浪，大家忍俊不禁。熊貓是著名品牌，把動物和人類相提並論，可見成都人推廣成都品牌不遺餘力。

　　筆會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與四川大學的師生研討世界華裔文學創作。正值學校暑假期間，校園早已人去樓空。想不到當天竟有近千師生冒著酷暑趕來川大研究生樓，與筆會作家對話交流，連參加筆會的南昌大學公仲教授也大發感慨：“這股熱勁，在我們大學是難以看到的。”

　　參加筆會的有不少海內外名家，學生們也許是想與“明星”親密接觸，但更是想表達對海外華文文學的關注。會上師生們對海外作家頻頻“追問”，“熱度”不斷升高。師生們既深感缺乏海外華文文學現狀的資訊，也對其大有“恨鐵不成鋼”的“熱心”。旅美評論家陳瑞琳女士回應師生追問時，幾乎是飽含熱淚地道出了海外華文寫作的艱辛：“要知道，在異域他鄉，用中文寫作是多麼的不容易呀，我們這些從中國大陸走出的遊子，全憑著對中華文化的執著，對母語寫作的癡心，才能在十多年時間裡，打造出今天的新移民文學天地。而漂流，讓我們有了新的視覺，新的姿態。新移民文學才起步，但其新質可與國內文學互補。新移民文學發展壯大，需要時間，要需要我們去努力。”肺腑之言，講者聽者互動，令會場沸騰，都分不出究竟是人熱還是天熱。後來在三聖鄉，海外作家與本地作家也有一次文學交流，那次“熱度”更高，準確地說，是“交鋒”，是海內外文學觀念的交鋒，海內外寫作心態的碰撞。當然，踫撞擦出了火花，交鋒找到了交匯點，大家的距離拉近了。兩場學術活動，也讓我見識了川人的熱力和辣味。

　　二、名山秀水 熱力之旅

　　四川是個大盆地，成都就在盆底，烈日之下，暑氣難散，連續多日，氣溫竟高達三十七、八度，我們的成都美景遊覽，成了名副其實的“熱力之旅”。

   見證古蜀文明的三星堆，我們早就想慕名前往，但主人卻安排我們參觀金沙遺址，說是它的發現雖然比三星堆晚，但其文物價值比三星堆更高。是嗎？當我們興致勃勃來到一幢大樓前，才明白金沙遺址還在修建中，而出土文物則暫且保管在此處。我們大汗淋漓地進入庫房，空凋的作用令人涼快了些，但一看到有那麼多一人高的巨型象牙，密封在盒子裡層層疊起，再聽著講解員的激情解說，頓時又熱血沸騰起來。

　　想一想，四川盆地從沒有大象的蹤跡，而地下卻埋有上萬根象牙，出土的僅是1000多根，至少取自500多頭大象，這大地究竟發生了甚麼？這裡出土的1200多件玉器、金器、石器、陶器、青銅器和象牙器，顯示了獨特的創造力和審美觀，堪與當時的中原文明相比美，而史書上卻沒有一字記載，這3000年的古蜀文明究竟怎麼回事？毫無疑問，2001年發現的金沙遺址，顯示了商代晚期周代早期之間，成都就確確實實有人類文明的出現。驚現於世的祭祀金飾 “太陽神鳥”，飛越3000年時空，這歷史之謎如何破解？女講解員說得熱淚盈眶，聲音顫抖，聽者豈能不動容？

　　景觀的熱力與天氣的熱力，確實令遊人觀者進退兩難。成都的大熊貓生態公園，是熊貓繁育研究基地，但在炎炎烈日之下，這個國寶的自然天堂，竟沒有一隻熊貓在山坡竹林露臉，全躲在空調別墅裡玩冰塊，甚至懶得一動。許多慕名而來的中外遊客無法與熊貓“親密接觸”，只好從園內劇場放映的紀錄片中觀看熊貓的嬉戲追逐，從博物館裡領略熊貓憨態可鞠的風采。

　　成都北郊的“花都”三聖鄉，依傍著水煙搖曳的北湖。鄉民藉著垂柳拍堤，花香水流的鄉間美景，辦起了別有風味的“農家樂”，讓城裏人偷得浮生半日閑，來此品茶嚐鮮，種菜摘花，喂魚鬥趣。乘車沿途所見，果然農舍掩映，花樹爭暉，但看出一切都是新修葺，新栽種的，與其說是“田園”，不如說是“公園”，人工的雕琢，重於自然的生成。豔陽下，滿塘怒放的荷花閃光發亮，吸引眼球。但天氣太悶熱，熱得許多人連下車拍個照的勇氣都沒了，只有美國詩人王性初、悉尼女作家胡仄佳等幾位攝影迷，頂著驕陽一頭紮入粉荷白蓮中忙個不停。

　　倒是治水奇觀的都江堰，永遠遊人如織，人潮熱浪永不消褪。這條戰國時期修築的千里古堰，2000年來繪就盛世山水長卷，造就“天府之國”，至今這一宏偉的古代水利工程仍然在發揮作用，滋養著川西平原，所以每年川人總要來祭拜修堰的蜀郡太守李冰父子，令二王廟終年香火繚繞。我們隨著人流熱浪，擠上左搖右擺的安瀾索橋，登上浪花飛濺的寶瓶口，親自感受一下“四兩撥千斤”的神奇工程。看上去，古堰很簡單，李冰父子只是因地制宜，因勢利導，在岷江上紮木樁壘卵石，讓水分流，灌旱洩澇。但精密的科學原理，仍讓今天的水利工程師受益匪淺，確實令人仰止感歎，也讓都江堰成為人氣旺熱的旅遊景觀。

　　76米高的樂山大佛也是一大熱點。大佛對著腳下團團悠轉的遊客信眾，不知是否會擔心有人中暑？好在我們坐在船上，嚼著西瓜，所以也能觀賞自如。到了道家的開山聖地青城山，我們卻要腳踏實地往上爬了。這“幽甲天下”的青城山，古樹奇葩，幽谷飛瀑，觀庵錯落，本是一個清涼之地，卻怎知也如篜洗桑拿浴，還未怎麼爬山，人就快虛脫了。爬到山腰，腳浮氣喘，忽見紅色的山牆上嵌著一個斗大的“道”字，頓生深厚綿長的底氣。“道”是天地萬物之源，“道”是順其自然。導遊小姐卻來個“通俗”的解說：“道”就是要我們好好工作。我們笑叉了氣，腳更軟了，但心中的暑氣倒瀉了不少。加拿大女作家張翎，興之所至，乾脆坐上山民的滑竿，被搖搖晃晃顛顛簸簸抬上山。問張翎感覺如何，她搖搖頭：不舒服。山民說，當年蔣介石、宋美齡都是這樣上峨眉山的呀。

　　我們如今上峨眉山，有了纜車，省了腳力，卻少了登山的樂趣，連遭遇猴群“攔路搶劫”的機會都沒有了。不過，峨眉山的香火百年不斷，香客如雲，延續了峨眉山的熱力。我們的三位美女作家，美國的施雨、日本的華純，新加坡的饒巧虹，都非常虔誠地加入了信眾的行列，手擎巨燭，煙霧罩身，念念有詞，為峨眉山添上了一份熱力。湖北作家劉醒龍也是一路擦汗，一路燒香朝拜續佛緣。另一位湖北女作家方方，10多年前我們在北京青創會上曾有一面之交，這回相聚蓉城，也是有緣。我倆在峨眉山下合影一張，鏡頭中看不出山的“涼”氣，只錄下人的“熱”氣。

　　遊覽中，唯一稍微涼爽的是杜甫草堂，參觀中竟然灑下了一陣雨點。後來從報上得知，那是人工降雨。成都人怕把大地熱壞了，不得不問天取水降溫。雨中漫步詩歌聖地，果真透出絲絲清幽。穿越柴門、花徑、碑亭、茅屋，“月白清風一草堂”，杜甫當年憂國憂民、揮毫賦詩的情懷，歷歷在目。

　　三、熱中尋閒　閒中見熱

　　成都人的熱情、好客、潑辣、爽快，跟這大熱天有沒有關係呢？我不知道。我知道川菜是麻辣的，川人的脾氣是急性的，但不知道成都是個休閒之城，不知道成都人的日子過得那麼優哉遊哉。所以這麼熱的天氣，也沒把成都人怎麼樣。你看，滿街都是各式各樣的菜館飯店，而且有不少老字號，有川菜、有小吃、有火鍋，不論在哪條街上，你都可以找到菜館茶舖隨時隨地去品嚐去消磨。我這個“老廣”，也不得不承認“吃在中國，味在成都”一點都不誇張。

　　我們下榻的“錦里”，毗鄰供奉諸葛亮的古跡武侯祠，是一條古街食肆，各種川式小吃茶點應有盡有，從早上直到半夜，老酒飄醉，新茶飄香，久久不散。成都美食，重在滋味，以味取勝。我們在“錦里茶園”品嚐了一頓“三國宴”，甚麼三顧茅廬、草船借箭、八陣圖等等菜式，讓我長了見識，吃得眼花繚亂。川菜並非一味地辣，也有很多花樣變化。就說那道“八陣圖”菜式，吃一口，變一次陣，換一個味，三變兩變，都忘了吃到哪裡了，仿如墜入三國的亂世時代。

　　在“皇城老媽”吃火鍋，熱氣騰騰，味香味濃，不僅飽盡口福，也飽盡眼福。正吃到火頭上，送來了一段川劇表演。川劇的三樣絕活——變臉、滾燈和吐火，一般不輕易看到，現在集中展現眼前。要變就變，要滾就滾，要吐就吐，那不可思議的動作，那精采絕倫的藝術，確實嘆為觀止。我們邊看邊吃，吃得大汗淋漓，看得痛快淋漓。

　　成都人的吃，不是單純地填肚，而是一種情趣，一種消閒，一種享受。在都江堰天府源茶室，我們邊嗑瓜子邊聽琵琶，還邊欣賞泡茶。這泡茶可不是人人都會的，挺講究泡的方式、動作，所以泡茶者也稱“茶博士”。只見“茶博士”提著一米多長嘴的銅壺，時而弓步，時而背轉，像打功夫似的，把那滾燙的熱水射向茶碗裡。成都人喝茶不用杯而用碗，茶碗都帶蓋，喝時從茶蓋和茶碗的縫隙中細啜香茗，倒顯出幾分儒雅。在都江堰啤酒長廊，我們傍著岷江吃“冷淡杯”。原先我以為“冷淡杯”是甚麼冷飲，其實是大盤小盤盛滿各色有葷有素的涼菜。兩杯下肚，葷素入口，一向穩重的福建評論家劉登瀚教授，也湊趣罕有地抖了段“黃段子”，逗得眾人捧腹。嘩嘩的流水聲，吆喝的碰杯聲，嘴上麻辣的滋滋聲，讓你樂在其中，難以自拔。

　　在“順興老茶館”品嚐小吃，我們感受到成都人另一種消費文化。還未上餐，我們就先品味了一次成都的民風民俗。茶館是明清建築風格，像西南園林，有滴翠竹林，有青石拱橋，有大紅花轎，有描畫川西民俗的石壁浮雕，再現了臨江古鎮、街坊民居、市井商賈的風貌，還有巴蜀民居的廳堂、寑室、家具、服飾的展示，一切都古香古色，令人仿如進入時光隧道。進食間，忽聞鋼叉敲打聲，但見幾位身穿黃襟衣的漢子穿堂而過。一問，原來是掏耳朵的。吃喝的時候掏耳朵，似乎有點不雅，但這卻是成都人的習俗。長長的耳括子伸進耳朵，有點怕怕，有人躍躍欲試卻又不敢，美國作家少君見狀，主動“獻身”。少君是新移民華文作家筆會會長，也是這次活動的策劃者之一，他費盡心思總想讓大家多玩一下成都的花樣。只見掏耳匠三掏兩掏，敲敲鋼叉，少君雙目微閉，一臉陶醉狀。幾位男女於是也壯膽效仿。我初時有點擔心，怕把耳膜捅穿了，後來發覺掏耳匠手勢挺好，輕扒輕掏蠻舒服的，也真佩服成都人敢享受。

　　我發現，成都的茶館餐廳並非單純的吃，許多茶館餐廳的廣告招牌上寫著“棋牌、沐足、按摩”等字樣。下棋打牌，絕對是成都人的嗜好，在茶館裡開 “四方城”，擺“龍門陣”比比皆是。有天晚上，我們大夥想泡泡咖啡聊聊天，就到了一家新開張的星巴克咖啡店，只見一堆人圍著打牌，把座位都佔滿了。喝咖啡本是講情調，講清靜的，但成都人在傳統的茶館打牌還嫌不夠，竟跑到西式的咖啡店來大聲喧鬧，其牌癮可想而知。

　　幾天下來，走的看的，吃的聽的，一輪接一輪，有如“鐵人三項”，真有點累。為了消除疲勞，胡仄佳自告奮勇領我們去“洗腳”。仄佳是本地人，在成都土生土長，熟門熟路的把我們帶到了一家台灣人開的沐足店。洗腳帶按摩，全套75元，與東南沿海的消費差不多。仄佳勸我們且慢，一口成都腔就把價砍成60元。店裡生意還不錯，我們找不到一個大房，只好分成兩撥，分進兩個房間。我們房間除了仄佳和我，還有性初、瑞琳，以及北京作家白舒榮、南京評論家劉紅林，挨著個一人躺一張床。幾位小姐和先生端著熱氣騰騰的腳盆魚貫而入。這“洗腳”也很講究顧客心理，小姐為男士服務，先生為女士服務。性初臉無表情，事後搖搖頭說：“這小姐手沒勁！”而那邊，只聽見白大姐聲聲懇求先生：“唷，輕點，輕點！”一臉腰折腿斷的痛苦。最讓人折服的是劉大姐，她好像久經沙場滿不在乎，白腿忽地往上踢，忽地被扳下，任憑先生擺弄，用瑞琳的評語就是：動作標準！而瑞琳本人卻不時吃吃地笑起來，先生非常專業地在她腿上腰上捏著揉著，她扔下一句：“我這些地方從來沒讓別的男士碰過耶！”

　　忽然間大家沈默了，幾秒鐘後，猛地爆發出一陣狂笑。原來大家不約而同想到了另一間房子的施雨。因為當晚她以為去跳舞，穿上超短裙，誰知是來洗腳。大家一想到先生的手要在她美麗的腰腿上忙碌，就憐香惜玉，為她操心起來。小姐先生見我們發笑，忙解釋：“不用擔心，我們都為客人準備了褲子，會讓她先換上的。”服務一結束，我們馬上趕到另一間房子去慰問一下施雨。果然施雨換上褲子,一副若無其事的樣子，還笑我們多心。美國作家沈寧意猶未盡，嘆一聲：“為甚麼要這麼多人擠在一間房子？一人一間不是更好嗎？”美國作家王威也同聲附和。

　　成都洗腳的地方很多，可見成都人司空見慣。四川報人伍松喬先生很熱情，見我遠道而來，特意叫了輛出租車帶我去兜風，看看成都夜景。夜幕下的成都，熱氣不減：錦江畔彩燈閃爍，夜宵店燈火通明；春熙路人來人往，時尚店喧鬧聲聲。伍先生帶我來到一家沐足店，說：“招待朋友客人洗腳，已是成都人的時尚，既可以鬆弛，又可以聊天，不是嗎？”我們在雙人間裡，邊品茶聊天，邊享受小姐的細心服務，一天的暑氣盡消。

　　成都人既有熱情，又有閒情，熱中尋閒，閒中見熱，生活悠閒，泰然處之。這也許是我此行成都的最大感受吧。

　　蘇東坡說過：“蜀人遊樂不知還。”張藝謀拍過一個電視短片也說：“成都，一座來了就不想走的城市。”成都有名山秀水，成都能吃喝玩樂，成都具熱力魅力，我要說一聲：“來過成都還想再來！”

原載《洋時報》

 第一張罰款單

　　澳洲人是沒有身份證的，若要證明自己的身份，通常是出示駕駛執照。除了小孩或初來乍到的新移民，澳洲人誰不會開車呢？澳人家裏一般都有一或二、三輛車，若以全國平均人口計，每兩個澳人就有一輛車。所以駕照證明身份是最普通不過的了。

　　我的駕照不是L牌（初學者）、P牌（實習者）、銀牌（三年經驗者），而是金牌（五年經驗者）了，而且是第二次金牌，也就是說，我駕車已經十年。所幸的是，我的駕照沒扣過一分，沒罰過一次款。這意味著我是一個有著良好記錄的安全駕駛者。

　　不過，這回我卻領了第一張罰款單。

　　十月的南半球，春光明媚，一年一度的坎培拉花展，鋪滿了鮮豔奪目的鬱金香。我拉著一家大小駕車從悉尼前往坎培拉觀賞花展。悉尼是個鮮花盛開的地方，我為何還要驅車奔往三百五十公里開外的地方呢？其實我是想享受一下我的新車，享受一下長途駕駛的樂趣。

　　今年初，我換了輛白色本田，但磨合期間不能開快車，只好耐著性子憋住勁兒柔柔慢轉。磨合期終於過去了，正需要一次長途高速的試練。這不，既可以看花展，又可以飆快車，真爽！

　　轉出悉尼市區，踏上去坎培拉的高速公路，時速標明一百一十公里。輕踏油門，本田就像脫韁的白馬飆向藍天白雲。輕盈、省油，本田的優點在高速中全發揮了出來。兩旁，漫山遍野的馬羊一掠而過；前方，疏疏落落的車輛轉眼間被拋到腦後。飄飄然中，我瞄一下時速錶，哇，一百三十。我並沒怎麼使勁嘛，就超速啦！正考慮要不要減速，猛然覺得前方樹叢中有輛警車，心頭一驚，警車已一閃而過。我忐忑不安，頻頻看倒後鏡，生怕警車追上來。終於放下心了，可能是剛才警察正低頭寫甚麼吧，也可能是測速器沒工作吧，我有了一種僥倖的心理。

　　壞就壞在這種僥倖心理。

　　回程的路上，大家都有點疲態，為了讓小孩早點到家休息，第二天好起早上學，也為了過過飆車癮，我依然車速不減。公路上的車，不管是奔馳、寶馬，或是豐田、福特，好像都彬彬有禮，不急不慢地讓我爬頭。本田氣都不喘一口，一下子就成了路上的一隻領頭羊。前方已沒有超趕的目標，我繃緊的神經稍稍鬆弛一下，卻聽見太太一聲“警車！”如雷貫耳。我條件反射，一鬆油門，但怕後面的車追尾，腳煞不敢踩得太狠，本田已從警車身邊呼嘯而過。

　　從倒後鏡一張望，我倒吸一口冷氣：“完了！”這回警車不再沈睡，紅藍警燈閃動起來，很快就尾隨而至。我見勢不妙，乖乖地讓本田歇在路邊。警車上走下一位高大威猛的警察，我怯怯地迎上去。

　　警察看著我的駕照，竟然笑笑問：“有急事趕回悉尼？”我尷尬地不知是點頭好還是搖頭好。

　　“這裡時速限制一百一十，你超速了。”他的語氣倒還溫和，與他那身威嚴的制服和嚇人的槍械有點反差。

　　我那種大禍臨頭的心情稍稍放緩，忙抱歉道：“超速了，糟糕，糟糕。”並露出一副低頭認罪知錯就改的神態。

　　他指著警車裡的測速儀錶說：“看，你剛才是一百二十五，不是瘋了吧？”我的心又放鬆了一點，要不是踩了車煞，恐怕是一百三、四十了。

　　“今天運氣不好。”我遙遙頭。

　　“是的，你今天不走運。”他聳聳肩，遞過一張罰款單。

　　我一看，罰款七十五元。我還以為要罰一、二百兼扣分呢，通常都是那樣的。也許他見我態度誠懇，手下留情吧。

　　“記住，請保持一百一十，一路小心，祝你順風！”他目送我上車。

　　我拍拍陽光下亮晶晶的本田：“好傢夥，小心點！”早知如此，何必當初！

　　唉，我的第一張罰款單！

  我和茱迪

　　大家都說我很幸運，娶了個鬼妹，金髮碧眼，摟著抱著，豔福無比。我不否認。茱迪是個地道的澳洲種，高大、健美、白皙，躺在我這一米八的身軀上沒什麼不協調的。

　　中西聯婚已是一種時尚。你看那些中國女子都一窩風地嫁給鬼佬。只不過，要鬼妹許身于中國男人，，則有如中六合彩，屈指可數。除非你是專業人士、成功人士，或律師娶個秘書，或醫生娶個護士之類；或者是喝澳洲水長大的黃皮白心，或同窗、同事、同道，日久見生情，難捨難分之類；否則你摸摸懷底，摟摟腰肢可以，要談婚論嫁，沒門兒！

　　我不否認自己茱迪幸運，是因為當時我還不是甚麼專業人士、成功人士，只是一個從中國大陸來的窮學生，在悉尼大學攻讀教育碩士學位。而茱迪她也非同行同道，她只是一個超級市場的收銀員。說起來，我們的相識很平常也很偶然。

　　那天我到超市買了幾包速食面，茱迪在收款，給我多找了幾個零錢。我把錢一推，說，多給了。她便在收銀機上又敲打了一回，然後指著螢光屏上綠色數位說，沒錯，又把錢推回來。我笑了，這麼簡單的數，中國人一眼就看明白了，用不著電腦。我隨手抽了張紙，用筆在上面計算給她看。茱迪很驚訝，電腦比不上人腦？她還是聳聳肩，指著電腦說，我只能順從它。就這樣，你來我往，雙方留下印象。後來在超室上見面，也禮貌上打打招呼。

　　一個澳洲同學搞了個化妝派對，我也去湊熱鬧。為了顯示我的“中國特色”，我東描西畫東剪西貼，自己動手製作了一個熊貓臉譜。誰知我這只“笨拙憨厚的熊貓”，卻吸引來一隻臃腫的澳洲“樹熊”。兩隻似同類非同類的“熊”摟著舞著耍了一曲，那“樹熊”竟禁不住扯下我的面具，爆發出哈哈大笑。“樹熊”隨之也揭去頭套，我一看，也咧開了嘴。原來竟是茱迪，不期而遇。

　　外語學院畢業的我，那口中國式的英語磨練了一陣子，還派上了用場，可以天南地北地侃著，而不是像原先那樣只是打打招呼，說些禮節性的套話。

　　茱迪的父母在紐省北部經營農場，在鄉鎮長大的她，受不住大都市的誘惑，新近隻身闖蕩悉尼。她顯然對甚麼都新鮮，都感興趣。那天晚上，她成了我的模擬學生，時而發問，時而大笑，臉上幾顆淡淡的雀斑擠到了一塊。怒知怎麼的，那種異族異性的質樸感染了我，心裏癢癢的。駕著二手“豐田”車的我，不知不覺地充當了她的“馬夫”，不知不覺又和她一起share（分租）房子，不知不覺又有了那如夢似幻的“第一次”，之後便同居起來。著期間，我也啃完碩士學位，轉修博士學位。

　　我承認，我曾是一個心懷大志的人。原先我希望在澳洲拿到博士學位之後，回國混個學校校長當當。但呼吸了南半球的自由空氣，領略了明媚的藍天白雲黃沙綠浪之後，我對這塊地球邊陲的樂土留戀起來，相信它能給我一生中夢寐以求的東西。我決定留下來，做我想做的事。我在私利中學找了份教書的工作，三個月後便和茱迪辦了結婚的註冊手續。

　　真說不清是茱迪吸引了我，還是我吸引了茱迪，反正我跟在中國初戀時一樣，感到新鮮、刺激、溫馨。我需要茱迪，需要在澳洲發展，需要居留身份，需要熟悉本地語言、環境、風俗。這些，茱迪都能滿足我，助我一臂之力。兩年後，我不但加入澳籍，更跳到悉尼北岸的一家著名私校執教，還拿到了博士學位。可謂春風得意，前途無量。

　  這時，我們的女兒呱呱落地了。在醫院的產房裏，忍著陣痛煎熬的茱迪，不僅讓我分分秒秒地陪她臨盆，還要我拍用攝像機下產房的情況，尤其是嬰兒沖出母體降臨人間的一瞬間。我可不願意，這是愛情的產物，是咱們倆人的隱私，哪能曝光於外間。茱迪火了，說，每個生命都是神的恩賜，我們要立此存照感謝上帝，將來讓小孩和友人分享。我覺得她有點走火入魔，但看著汗珠從她蒼白的臉上滲出，唯有遵命。

　　醫生、助產士剛撤離產房，茱迪把懷中的嬰兒往我手上一塞，便跳下床，赤著腳走進浴室沖洗。我大叫一聲：你瘋了，產婦不能沾水！她滿不在乎：你剛才不是也聽到醫生的吩咐了嗎？汗淋淋、黏糊糊的，難受！

　　我當然知道澳洲醫院都要求產後沖涼，而且也看到病房裏的產婦都赤腳走來走去。但中國人也有婦幼保健的傳統方式。我母親及一些親屬都再三叮囑，產後絕對不能下床，不能赤腳，更不能沖洗，否則到老了你就會這裏疼那裏痛，周身麻煩。這是祖先的千年禁忌，我曾對茱迪說了不知多少遍了，她總是說，到時聽醫生的，沒事！聽著那淋浴的水聲，我的心涼了半截。我預感到，茱迪的固執和我的無奈，將會隨著女兒的誕生而蔓延。

　　我們都很疼愛女兒，但愛的方式不一樣。孩子一歲半時，每天盯著電視幾個小時也不知疲倦，我擔心女兒看電視太多會傷害幼嫩的眼睛。每當我關掉電視，女兒就又喊又鬧。茱迪“啪”的一聲又把電視打開，說，孩子要看怎麼辦？！她照舊放縱。兩歲時，女兒的營養一直令我不安，我想讓女兒一天吃一個雞蛋也不行，她認為可能使孩子產生過敏。女兒都兩歲半了，還老把手放在嘴裏，我覺得孩子的手到處亂摸很容易感染病菌，堅決反對，她卻說沒事。我們為此不斷爭論。我拿報紙給她看，上面刊載有關肝炎傳染的消息，她掃了一眼，不作聲了，但依然故我。

　　許多澳洲人都沒有洗手的習慣，茱迪也一樣。她剛從外面進屋，手就拿東西往女兒嘴裏塞；有時剛上完廁所，手就往女兒臉上摸。我不知吆喝了多少次，如對牛彈琴。她還把指甲油一類的東西塗在女兒的手上，玩瘋玩顛的孩子，不知吞下多少有害物質。有一段時間，看到女兒的一雙手粗糙得像個農夫，我心都酸了，但卻沒有甚麼辦法能阻止這類事情發生。

　　悉尼人的家裏，大都是收拾得乾乾淨淨、井井有條的，可茱迪卻是個例外，就像住農莊似的，東西隨手拿起隨便丟放，到處都是一團糟，家裏亂得像狗窩。唯一整潔的地方是我的書房。偏偏她瞧不起，說，才不要這種Sterilized room（消毒、純種的房）。我說，你可是女人哩，哪能亂七八糟不成體統！她不服：這是家裏，又不是社交場所，生活在澳洲就要入鄉隨俗，按澳洲方式生活。我也不服：澳洲方式並非甚麼都好，有不少人愛賭博、酗酒、吸毒、賣淫，這種生活有甚麼好？她那藍眼一轉，白眼一翻，依然我行我素。

　　孩子跟著她，也養成了到處亂扔東西的習慣，3歲多了，還到處拉大小便，她從不制止。清潔劑、針線、藥品，她隨手亂放，還有理由，說收起來沒用，要教育孩子懂得這些東西的危險性。我說，理由是對的，但孩子不到一定的年齡根本不懂。報紙上不是說，由於父母的無知和粗心，早晨許多家庭悲劇嗎？她仍然置若罔聞。

　　有了孩子，生活不再是原先的那種花前月下的溫馨，高山流水的浪漫，聽到的多是生活的不和諧音。兩人似乎才突然發現，發現我們之間其實沒有多少共同的情趣和愛好。我喜歡閱讀、喜歡敲打電腦；她卻喜歡看電影，租影帶，每天只是翻翻送到家門口的商業廣告，偶爾睡覺前坐在床上讀一點兒聖經。婚後，她辭去了工作，在家照看小孩，按每天也只是洗洗衣服，熨熨衣服。而我每天下班後還得下廚做飯，弄的叮叮噹當，滿頭大汗；每週末還要駕車四處採購；每月還得割草掃葉，打理花園。最氣結的是，連她的汽車也要我去擦洗。

　　我實在生氣了，問：“你真的不知道我工作夠忙的嗎？”

　 “知道，”她說。“你要負責五個年級的教學和行政工作，要Tutor（家庭教師），要帶運動隊，還要為聯邦政府寫甚麼書。但——”

　 “那你就不能……”

　 “我說過多少遍了，你願意為工作而累死，我可不願意當家務的奴隸。很簡單，要嘛，你工作少幹點，要嘛，就花錢請人來幹。”

　　說得多輕巧。一句話，我的所有付出都不值錢了。為了這個家，我犧牲了一切：時間、精力、錢財、朋友、個人興趣等等。當我也知道，她也不是不想負起家庭的責任。為了寶貝女兒，她要喂這洗那，買這看那，要上公園，上教堂，也挺費事的。她有她的生活方式，我也有我的想法，不咬弦，難勉強，但我仍然嘗試溝通。

　 “都六年了，你不覺得我是個好丈夫、好父親嗎？”

　　她不語，眼光暗淡。

　 “難道我不夠忠誠、體貼、溫柔嗎？不通情達理嗎？”

　 “不，而且你還很勤奮、能幹、成熟。如果你不爭論，不總把你的想法強加於我的話，但有哪一天，你不抱怨、不指責我呢！”

　　我感到沮喪。奮鬥了多年，事業總算有成，生活亦算安定，但仍不能活得輕鬆，瀟灑不起來。工作壓力、家庭壓力、感情壓力，使我有點喘不過氣來。每次學校放假，就是家庭新的一場爭執的開始。因為我在家，總是覺得這也不對，那也不妥，一句話，總有不同不同的看法。生活成了我倆的一種嚴重的精神負擔。每次放假結束時，我都感到精神疲憊之極，恨不得早點回到學校去工作，以忘掉這些煩惱。

　　身心的疲憊，也令我睡得不安寧，人未到中年，竟時有招人討厭的鼻鼾。每次夢中醒來，我便知道她受不了我的呼嚕聲而故意把我弄醒。我感到歉意，嘗試著去摟抱她那開始發脹略有鬆弛的軀體，但再沒有當年的那種昂奮不已的衝動。記得那時我聽貝多芬的音樂，一聽就是兩三個小時，她依偎在我身邊，那體香味融進了優美動人的旋律中，隨著音樂的起伏而彌漫開來，滑進我的肌膚，滲進我的靈魂。如今，聞到的不再是那種誘人的體香味，而是煙味、酒味和汗味的混雜。我知道是我的味覺出了問題，我的感覺隨著感情的變化而變化。好像有本關於婚姻的書說過，如果兩口子在床上經常由面對面的“臼”字變成背靠背的“北”字，那就得小心了，就是婚姻亮紅燈了。

　　果然，她提出了離婚。她說，這不是你的錯，也不是我的責任，我不能要求你甚麼，你也說服不了我甚麼，我們都生活在對方的陰影之下，太累了，該解脫了。

　　我承認她說得有道理。哎，當初結合現在分手，幸運是不幸運？離是痛，不離也是痛，我仍想設法彌補。她想想，也同意再試試看。

　　我們先後找過三個不同的婚姻問題專家諮詢，均不得要領；也去過教會的婚姻講習班，學了十周花了不少錢，也沒什麼效果。我明白。強扭的瓜不甜，生活上的分歧太大，造成精神上的創傷，遠遠勝於生活上的苦楚。最後，我同意分手了，也許，是為了她的解脫，也是為了珍惜自己的生命。生命是一種大自然的賦予，要珍惜它，不能把這寶貴的財富消耗在無盡的生活煩惱中。

　　當我們做出這個決定後，都流了眼淚。但每個人都感到心情十分輕鬆。因為沉重的精神負擔對大人小孩都沒有好處。

　　女兒不知道我們之間發生了甚麼，當我要離開這個一手打理出來的家時，她還一臉天真，說，要早點回來。我摸了一把她的金法，千言萬語不知從何說起。女兒長得太像它媽。本來，從科學上說，黑髮與金法雜交混血，多是長出黑髮。但我女兒卻是個奇跡，可惜我的婚姻並沒有出現奇跡。

　　我忍著，不讓淚水湧出，輕聲對女兒說，好好跟著媽咪，記著經常洗手！她金髮一甩，兩手一伸，說，我要爹幫我洗。我轉身走了，不敢再回頭。

　　每個週末，我都去領女兒來過一天，重溫曾經有過的愛，品味生命的延續。我已經走完生命的一半。

我和茱迪時有見面，但只談女兒，不說其他，更沒有半句提及過去。倒有點“相敬如賓”。

　　我常對朋友笑說，如今我是“從奴隸到將軍”了，換回了自由身。但這“自由”能有多久？我真的沒有把握。

　　　　　　　　　　　　　　原載台灣《中央日報》

　未識成都真面目

　　我一直都很想到成都走走，見識見識蓉城風情。並不是說我從未到過成都，坦率地說，我曾兩次踏上成都地頭；但更確切地說，我兩次都只是“擦身而過”，雖聞到成都氣息，但卻未識成都真面目。

　　第一次路過成都，已是遙遠的記憶，算是孩提時的印象了。那是1967年文革“大串連”期間，學校停課鬧革命，紅衛兵上街造反。而我們幾個小同學，既無書可讀，又不懂造反，便惟有東闖西蕩，學著大哥哥大姐姐們“大串連”，到外面的世界開開眼界。記得那時我偷偷拿了家裏的五塊錢和幾斤全國糧票，給父母留張字條，然後背上一個挎包，就和幾個同學爬火車上路了。幸而一路上都有專為學生而設的“接待站”，管吃管住，我們也就壯了膽，萬水千山往前闖。等我們涉足西南重鎮成都時，已經從南到北，從東到西，遛了大半個中國。

　　由於是第一次離家出省，開始一切都很新鮮。但那個時候全國山河一片紅，軍民一身綠灰藍，城市大小都一個模樣，我們還小，真的分不出各地風土人情。到了成都時，人也疲了，眼也累了，留不下甚麼印象。至今想來想去，唯一還有印象的，就是成都湯圓。

　　也許是年紀小吧，嘴特別饞。對滿街的紅標語，我們有點麻木，但路過一個街市時，一個特大的招牌“成都湯圓”躍入眼前，我們的眼睛忽然都亮了起來。我們早就從父母嘴中聽說過成都湯圓了，據說比我們廣州的湯圓更好吃。這回來到成都，見到了真的成都湯丸，怎能不興奮？掏掏口袋，儘管沒剩幾個零錢，還是按捺不住，每人要了一大碗熱氣騰騰的湯圓，忙著往嘴裏送。

　　廣州的湯圓是小小粒的，一口可以吞幾粒，而成都的湯圓卻大大只，一只要咬好幾口。最重要的是，一碗盛著四隻，只只不同甜餡，有芝麻，有花生甚麼的。芝麻花生的香味，糯米軟甜的口感，刺激著我們的食欲。狼吞虎嚥的我們，真想再吃它幾碗。無奈口袋癟癟，還有很遠的路要趕，只好一路咽著口水一路回味著離開成都，連成都是啥模樣都沒看清楚。不怕見笑，至今想起成都湯圓，我仍垂涎三尺。

　　我再次路過成都時，已是30多年後的2004年了。這個時候，世紀換了，世道也變了，我不僅已人到中年，攜妻帶女，而且還成了外籍華人。我在悉尼編報辦刊，接觸了一些成都作者，無論是為文為人，她們都給我一種熱情、大方、爽朗、直率的印象。我不知道這是否川妹的性格，但我喜歡這種熱辣而大度的人品。當我作為海外文化人，應邀赴涼山參加彝族國際火把節時，一些成都籍的文友都叫我一定要到成都玩玩，並願意找熟人接待我。可時間關係，我實在只能在成都機場過境轉機。這一回，我沒走出成都機場半步，老老實實在成都機場蹲了大半天。

　　當然，如果我事先知道要在機場呆上大半天，也許會抽空進城一趟，尋找兒時的記憶，或領略一下成都美女的風采（近年聽說的成都品牌），至少嘗碗成都湯圓，解解饞。可是，事難預料，讓我從另一方面呼吸了一下成都。

　　剛走進成都機場時，印象不錯。機場比較新，比較大，比較現代化，也比較舒適漂亮。機場裏吃的、用的、看的都有的賣，要消磨一點時光還是比較容易比較輕鬆的。不知怎麼的，我想起了當年香香甜甜軟軟的成都湯圓，品嘗之念油然而生。我在寬敞明亮的候機大樓裏轉了個遍，炒菜、盒飯、咖啡、茶點，甚麼填肚的都有，甚至時興的足部按摩還贈送時髦的飲品，不過，卻偏偏沒有成都湯圓的影子。

　　坐在候機室的椅子上，我有點悵然若失。大廳的廣播不時地響著，開始我還沒在意，後來細心聽聽，廣播裏幾乎全是航班誤點的通知，有起飛延遲的，有抵達推後的，有東南西北的航班，有大大小小的航空公司。放眼大廳，焦慮的旅客，搖著旗子的旅遊團，擠來擠去，人氣、熱氣滾滾而來。心想，這成都也真是交通樞紐，旅遊熱點，成都港也的確夠繁忙夠熱鬧。但我又鬧不明白，既不是天災也不是人禍，這麼好端端的機場為甚麼航班全都誤點？

　　我往西昌的航班快要登機了，登記口的工作人員已經做好準備，乘客們也排好了隊。難得有航班準時，我竊喜。忽然間湧來了一個旅遊團，機場職員忙把我們甩在一邊，轉身為旅遊團檢票。乘客開始鼓噪，我瞧瞧登機口的指示牌，飛西昌的航班不知甚麼時候變成了飛九寨溝，廣播也嗡嗡地響起來。飛機甩下我們走了，工作人員左一句右一句也沒說個明白，只讓大家等候通知。乘客們開始憤怒了，尤其是川人，圍著檢票台暴跳如雷。工作人員見勢不妙，喊來了主管。

　　經過一番交涉，主管不想鬧大，也不想“背鍋”，趕緊安撫大家，才道出真情。原來是旅遊旺季，乘客太多，飛機不足，滯留在機場的人越來越多，航空公司惟有拆東牆補西牆。我們的飛機被臨時調飛九寨溝，回來再載我們飛西昌。各航空公司都出此下策，所以機場的所有航班都亂了套，廣播也忙個不停。航空公司沒有任何解釋，機場也作不了主，只能送我們盒飯和飲料。

　　飛機一來一回，再加上下機登機，收拾整理，就去了幾個小時。等我們終於坐上了飛機，向西昌飛去時，已是午夜時分。肚裏的氣慢慢消了，只是擔心西昌方面接機人員久等了，不知是怎麼樣的心情。正想閉目塞養神，廣播裏傳來機長的聲音：旅客們，現在西昌上空雷雨交加，飛機無法降落，必須返回成都，抱歉！飛機繞了一圈，又回到了我們急欲離開的成都，並被安排住了一宿。

　　第二天清晨再次飛向西昌，晴空萬里，雲彩無蹤。真不知昨晚的雷雨是否多情，有意挽留我們在成都多呆一宵。後來才知道，這一延誤可苦了涼山州文聯的馬主席，他接不上飛機，還折騰了一夜，淋了一身雨，第二天就感冒發燒了。

　　當我回到悉尼時，成都文友聽說我只過境成都，笑說我失去了一個機會，都說現在的成都，絕不是只有湯圓能吸引我。我當然明白。從與文友的交往中我也相信，我與成都有緣，一定會有機會，看看成都真面目。

原栽《澳洲新報》

  漂亮的地方不谈文学﹖﹗

　　从悉尼大学陈顺妍教授那儿得知﹐她与余华在作家节上有个采访座谈﹐我当然不想错过聆听的机会﹐赶到风光明媚的悉尼港码头会场。

　　一年一度的悉尼作家节﹐几乎每年都邀请一﹑两位著名华人作家参与。如１９９４年梁羽生﹑金庸两位文坛大侠在作家节上对谈“武林经验”﹐曾传为一时佳话。去年莫言在作家节上大谈写作的感觉﹐也惹得全场笑声不断。

　　在这种国际文化活动场合﹐通常是表现一个作家实力和魅力的机会。余华是当今中国活跃的中年作家﹐他的小说英译本在作家节上签名售卖﹐根据其小说改编的电影《活着》在作家节上献映﹐都颇受欢迎。而他的座谈演讲﹐更是反应热烈﹐满堂喝采。

　　我注意到﹐开怀的笑声大多从金发碧眼的女士口中飞出﹐因为座无虚席逾百听众中﹐绝大多数是西方女性。其实余华所谈的并非女性话题﹐只不过是西方的作者﹑读者皆女性居多﹐甚至主持人陈顺妍教授﹐担任翻译的王一燕博士﹐也都是女性。女性的捧场﹐也许是余华所始料未及。

　　余华那张脸﹐就像他出身于乡镇人家那般朴实﹐但他回答问题却反应敏捷﹐实话实说而又不失风趣机智。他看着玻璃墙外的白帆点点﹐碧波粼粼﹐常常走神。他坦诚地说﹐写作本来应该是在一个不受外界干扰的时空里进行﹐悉尼这么一个漂亮的地方﹐是不可能谈文学的。但他还是应众谈其写作的心路历程﹐谈得也很文学。

　　当了五年牙医的余华﹐被问及为何要改行当作家﹐便说﹐他看过一万张嘴巴﹐都是一样的﹐他想看不一样的东西。他看见文化馆的人在街上游玩﹐据说这就是工作﹐也不用按时上班﹐他喜欢这样的工作﹐就选择写小说走快捷方式进文化馆﹐于是就成了作家。回答得很轻巧﹐在阵阵笑声中余华的个性品味也跃然而出。

　　牙医在西方是个高尚富裕的职业﹐所以有听众不解而发问﹕你要是当牙医是不是会有更多的钱﹖“中国的牙医并不富裕。”余华干脆的回答﹐可能会让不谙中国国情的西人想老半天呢﹗

　　余华的作品大多是写乡镇生活﹐他说他不敢写城市﹐虽然在北京生活了十几年﹐仍觉得是别人的城市。他认为“一个作家的童年生活才是他最根本的生活。人生就像复印机一样﹐把童年生活印了下来﹐成年以后只是在这复印图上增加一点色彩而已。”所以即使是北京的事﹐他也要搬到小镇和乡村去写。主持人追问﹕你的读者却是城市人﹐他们是否喜欢你的作品﹖余华一脸无奈地说﹐中国读者是个混乱的群体﹐他不知道读者喜欢什么。“我的读者最大部份是大学生﹐现在还包括中学生。但他们随时会抛弃我﹐所以作家不知该如何讨好读者。”

　　其实余华的“乡镇情结”和“城市读者”并不矛盾。读者在乎的不是你写什么而是你怎么去写。余华的作品虽然是表现乡镇生活但却不乏现代意识﹐用他的话来说﹐“我是受西方文学影响的中国作家。”他说﹐“川端康成教会了我怎样细部描写﹐福克纳却教会我心理描写﹐卡夫卡则让我发现了小说写法的新天地。”

　　他并不担心成为别人的影子﹐因为世界上许多作家也是受名作家和各种文化影响的。他认为﹐一个作家对另一作家的影响﹐就像太阳对树的影响﹐树在吸收阳光的时候﹐是以树的方式而不是阳光的方式在成长。一个作家接受许多作家影响时﹐只能是更像自己而不是很像别人。

　　谈及作家与翻译的关系﹐余华说﹐翻译对他是可遇不可求﹐若自己去找翻译﹐肯定是找到最差的﹐所以听天由命。“在中国我是一个作家﹐在德国我只是半个﹐另一半就是翻译。”所以他很尊重翻译家的劳动﹐到德国访问﹐不管多远总要去拜访另一半。有听众问﹐你不懂外文﹐怎么知道他翻译得好不好﹖余华说﹐听别人的反应﹐若十个人中有七个人说好就行了。因为每个人对语言的感觉﹑趣味不同﹐不可能十个人的感受都一样。他还强调﹐不能听另外的翻译所说的﹐因为同行会有门户之见。

　　当然﹐西人最感兴趣的还是余华绘声绘色描述的中国社会生活的感受。不仅听众笑声阵阵﹐连翻译也常常忍俊不禁﹐中断翻译。如同许多出访的中国作家一样﹐余华也少不了一个“保留节目”﹐即不失时机地对当前中国政治来一番赞美。发自肺腑也好﹐例行公事也罢﹐西方人反应比较麻木﹐也许是在沉思﹐也许未能共鸣﹐这是余华没有引起笑声的一刻。但余华对文革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的不同体验﹐我相信每一个中国人都会身同感受。这位才４２岁精力旺盛的作家不无感慨地说﹐“我感到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社会的迅猛发展﹐让我感到自己是个世纪老人。”

　　我不知余华参加今届作家节是否情愿﹐因为适逢世界杯足球决赛周﹐他的心思早就飞到绿茵场上了。座谈一结束﹐他便无心与众寒喧﹐一边签名售书﹐一边牵挂着球赛。而早前一晚﹐放映《活着》他只亮相一下便匆匆赶回酒店看开幕式转播。看来这么美好的时刻﹐这么漂亮的地方﹐真不该谈文学﹗

                              原载《太原晚报》

  莫言 “没感觉” 

　　莫言“没感觉”﹐这是他对我说的﹐在2001年悉尼作家节演讲前。我问他﹐悉尼感觉怎么样﹖他迟疑了一下﹐就这样回答。我先是一愣﹐继而恍然。他是著名作家（区别于澳洲华人社区遍地盛产那种）外访机会多﹐踏遍世界大同小异﹐自然短短几天难有特别感觉（不是“天很蓝水很绿歌剧院真美”人有我有那种）。

　　这些年﹐中国大陆作家纷纷来澳演讲﹐因我编日报而忙得不可开交都没空去捧场。这回刚好弃日报而编周报﹐得以抽身前往悉尼大学一睹莫言风采。

　　十多年前我和莫言在北京见过面﹐他读解放军艺术学院﹐我读鲁迅文学院﹐这是当时来往密切的两个青年作家摇篮。在北京大学作家班时我也写过一篇作业并在报上发表﹐题目就叫《好一个莫言》﹐谈的就是他的艺术感觉。

　　作家很讲究感觉﹐可莫言的感觉就是与众不同。红萝卜﹐他能看成是金色的﹔红高粱﹐他能看出人性欲望的奔涌。这回来演讲﹐我也很留意他的感觉。莫言虽然说没感觉﹐但随后的演讲却把他的艺术感觉大大的表演了一番﹐潇洒﹑幽默﹑风趣﹑輕松﹐进退自如。

　　他的题目就很怪﹐《用耳朵阅读﹐用鼻子写作》。这当然是指民间听来的故事激发着他的灵感﹐而他调动了听觉视觉嗅觉等全部器官感觉去捕捉生活的各种色彩。凭感觉去写作的他﹐念讲稿的时候是很痛苦的﹐眼光无神﹐嘴巴翕动﹐在传译的时候﹐他也面无表情。不过﹐念稿之前的引言﹐念稿之后的答问﹐他都跟着感觉走﹐回复莫言的风采。

　　他说﹐他学英文很难﹐因为英文班前后左右坐的都是年轻漂亮的女同学﹐他的心总不在英文单词上。他也学会了一个单词据说可以走遍天下﹐但不敢乱说﹐那是Love。他还说﹐他也发明了一个英文词汇可以写进辞典。上次他乘法航去瑞典﹐空姐问他要吃什么﹐他想吃鸡但不会说Chicken﹐却记住了鸡蛋﹐便灵机一动说﹕“要鸡蛋妈妈。”这顺理成章空姐听明白了哈哈大笑﹐随即端上鸡并说﹕“对不起﹐只有鸡蛋爸爸。”瞧﹐莫言的感觉和想象多夸张﹐却又合符情理。

　　有位老外不明白﹐你莫言不懂英文若在澳洲怎么去感觉怎么去写作﹖莫言笑答﹐感觉不需要外语。“我昨天在悉尼歌剧院前看到一个披着驴皮的人向路人点头讨钱﹐我就想﹐他是个什么人呢﹖是男的是女的﹖是真的揭不开锅呢还是家住洋房﹖我一晚都没睡着老在想他。我还想象﹐他是个中国人﹐贪污了巨款或杀人越货在潜逃。”“你懂英文就可以问他。”“我若问他﹐答案只有一个。我不懂英文只好想象﹐想象可以有无数答案。”精彩﹐这就是莫言想象与感觉的奥妙。

　　莫言谈到﹐他的想象和感觉得益于农村生活。因为农村闭塞﹐容易调动想象力﹔而大城市如北京﹑上海﹐物质丰富科技发达﹐很多东西都体验到而不需要想象。悉尼大学萧虹博士发问﹐岂不是说大城市的人没有想象力﹖莫言即说﹐他们有他们的想象力﹐但跟我不一样。“上海人看见的狐狸是在动物园笼子里关着﹐我看见的却是在山林里飞闪而过﹐所以我相信狐狸可以变人﹐上海人不会相信。前几年我搬进北京﹐也不相信了﹐后来又相信了。因为我看到北京街头许多少女头发红的绿的﹐脸蛋红红的﹐屁股翘翘的﹐我相信这是狐狸变的。”

　　什么﹖女传译员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低声又问了一遍。莫言重复一遍﹐传译员尴尬地说﹐这不是狐狸精吗﹖座中一些澳洲女士在低头窃窃私语。我心想﹐这可得罪女人啦﹐有性别歧视之嫌。只见莫言面不改色照讲不误。“后来到东京﹐才知北京的狐狸是从东京跑去的﹐因为东京街头更多且更妖艳。”他接着话题一转﹐“不过﹐狐狸精在我心目中是美丽的女性﹐所以北京文坛的女作家都以被莫言称为狐狸精为荣。于是我为了讨好所有女作家﹐都说她们是狐狸精。”会场卷起一阵笑声﹐女士们释怀。

　　莫言气定神闲绕了一圈之后再次强调﹕“富裕杀伤想象力﹗”

　　又有一个澳洲少女提问﹐如果写作中你没有了灵感﹐怎么办﹖莫言回答得很干脆﹐只有一个办法﹐喝酒。“当然还有一个更好的办法﹐但我不敢试﹐那就是找狐狸精。”又是一阵笑声。

　　“没感觉”的莫言不经意露了一手﹐让大家足足过了一把瘾。想起澳洲周报上自称玩感觉的那些“调侃大师”﹐有时真不知玩的是哪一码事。

她﹐带走了一个时代 

　　早就想写篇《从城南走来──林海音传》的读后心得﹐但一直拖拖拉拉未及下笔﹐结果这位红透两岸的文坛名人却安祥地走了﹐带着她的成就﹑荣誉﹐带着她在北平﹑台北的那些“城南旧事”﹐无愧地走了。她也带走了台灣一个热情文人的纯文学时代。

　　我第一次听闻林海音的大名﹐还是1983年在中国大陆看电影《城南旧事》的时候。也许是电影中英子的清纯美貌﹐也许是林海音眼中不同凡响的旧北京﹐也许是故事所飘逸的淡淡哀愁﹑温馨情愫﹐“林海音”的名字就一直深嵌在脑海中。

　　没想到﹐1998年作为澳洲代表到台北出席世界华文作家大会﹐却有幸亲睹享负盛名的林海音获颁“终身成就奖”的那一刻。只见刚过80岁生日的她﹐从李登辉手中接过奖牌高高举起﹐特别开心。记者们盯着她拍照忙个不停﹐她却连声说﹕“好了﹐好了﹐可以了﹗”那一脸的灿烂﹐那一身的雍容华贵﹐又让我看到当年英子的身影。

　　其间忽闻墨尔本作家夏祖丽便是林海音之女﹐颇为惊喜﹐并借着这一机缘与我仰慕已久的林海音留下珍贵的合影。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见到林海音女士。

　　不知为什么﹐后来我一直都试图从夏祖丽女士的面容和文章中去揣摸着林海音的形象。所以前些时候﹐当夏女士将其新着《林海音传》赠送我时﹐真是喜出望外。女儿写母亲嘛﹐肯定是具体而细腻的﹐也一定是很私人化的。

　　说实在﹐当初拜读《林海音传》时﹐我是怀着探究这位女作家日常生活﹑个性情趣的心境去阅读的﹐这或许是现代社会探窥名人隐私的一种普遍心理反应吧﹗不过开卷之后﹐我觉得﹐我的阅读视点已不在于林海音的生活私事上了﹐而是被她的文化活动及其人际交往所吸引。这也许就是祖丽当初下笔的用心所在吧。

　　的确﹐林海音既是一名相夫教子的普通主妇﹐更是一位名震文坛的职业女性。她的日常生活﹑个人行为﹐无不显示着她的文化背景。她是名编辑﹑名作家﹑名出版人兼于一身的文化名人。从早年二十来岁出道当记者﹐到中年谢绝出任文化部长之邀﹐至晚年八十岁退隐出版界﹐她都一直在文化圈内打滚。甚至她的丈夫何凡﹑女儿祖丽﹑女婿张至璋等﹐也都是文坛名流。因此﹐她的生活离不开文化﹐她的情操离不开文学﹐她的交际离不开文人。作女儿的耳濡目染﹐自然也不可避免地从文化的高雅层面去揭示母亲的品格与成就。

　　一般人担心﹐女儿写母亲﹐是否会因感情上的亲密而导致形象上的偏袒﹖我觉得祖丽的处理颇有分寸。她虽然对母亲敬爱有加﹐但为母亲作传时并不把自己的情感强加于读者﹐而是拉开一段距离和读者一道去审视去欣赏母亲。相反﹐她把许多与林海音交往过的人推到读者面前﹐由他们近距离地去描述去评价传主﹔而祖丽的个人情感及亲历亲睹﹐只作为客观真实的左证。所以传书中﹐林海音的社会角色更重于家庭角色。

　　作为名编辑﹐林海音不断发现新人﹐助长了台灣本土作家的崛起。作为名作家﹐林海音以其女性意识调整了台灣文学史﹐并衔接了两岸文坛三﹑四十年代经典作家与八﹑九十年代新进作家之间的断层。作为出版家﹐林海音慧眼匠心推出精品文库﹐开创了一个纯文学的时代。更令人称道的是﹐作为文化活动家﹐林海音煽动着文人的热情﹐她的家被誉为“半个台灣文坛”﹐“海内外作家的连接点”﹐许多文友在此相会交流﹐碰撞﹑孵化出一个个文学美梦。这些都是林海音可圈可点的人生得意之作。祖丽把握了母亲的神韵脉络﹐让我们从林海音的社会角色中去领悟一种大家风范。

　　具有大家风范的林海音﹐总是那么疼爱别人﹐乐呵呵地为文友穿针引线﹐为他人作嫁衣裳。尤另我感动的是﹐她为当作家的女儿﹑女婿提供了很多线索去采写别人﹐却从来没有半丁点儿让他们写写自己的意思。当女儿猛然醒悟要为母亲作传的时候﹐林海音已重病在身﹐再也不能清醒地读读女儿第一次对母亲的描述﹐对母亲的人生总结。好在女儿不负重望﹐以真挚的热情﹐深刻的理解﹐平实而流畅的笔触﹐写出了母亲的风貌﹐写出了社会的评价﹐更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史料。《林海音传》不愧为2000年台灣十大好书之一﹐也是澳华文坛的一部极为重要作品。

　　今天再去阅读林海音﹐一切都属于“城南旧事”﹐只留下淡淡的哀愁﹑温馨的情愫。随着林海音的仙逝﹐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商品化﹑信息化﹑媚俗化﹐那个充满文人热情的时代﹐那个充满神圣的纯文学时代﹐将如一江春水向东流﹐一去不复返了﹐岂不令人感慨万分﹗

　　　　　　　　　　　　　原载台灣《中央日报》

昆士兰的冷和热

　　冬天从悉尼到昆士兰度假﹐好像穿越了季节的时空。一路走一路脱衣服﹐到了阳光海岸﹐再也脱不成了。海滩上﹐商场里﹐人们的穿著都是一副短打﹐而我们只有冬秋之装﹐没想到还要带 T 恤短裤呢。

　　冬天里的热气腾腾﹐是我对昆士兰的第一印象。

　　不过﹐我在这里想写的还不是气候的冷暖﹐而是想谈谈地缘人情的冷热。

　　先说冷。在悉尼我们都知道﹐凡有英文报刊出售的地方﹐几乎都可以买到中文报章。不管你住哪儿﹐都可以在附近的报摊找到你所要的那份中文报纸。所以每天买份中文日报瞄瞄﹐是轻而易举的事儿﹐从来不会成为问题。

　　可在昆省﹐买中文报纸却是个问题。在阳光海岸住了那么多天﹐我没见过一份中文报纸。除了偶尔的中餐馆之外﹐连一个中文字也寻不着。到布里斯本﹐也只有老侨出入的唐人街和台灣移民聚居的 Sunny  Bank 有中文报﹐而且常常是隔日或过期的。所以布里斯本的华人一般不习惯每天读中文报纸﹐都是周末专程去唐人街买份报或捡些报看看。

   　 和昆士兰中文报刊的冷冷清清相比﹐昆士兰的中文写作却是热乎乎的。一般说来﹐澳洲各地的华人比例是一半一半﹐悉尼华人有二十四万﹐墨尔本约十二万﹐那么布里斯本才六万﹐珀斯只有三万﹐阿得雷德仅一万五千。昆士兰华人虽少﹐华人写手却不算少﹐作家协会有三﹑四十之众。他们曾有公开发行了三年多的会刊《澳华月刊》﹐也在政府资助下出版过三期《中华文化专刊》和会员作品集《新世纪澳华选集》﹐还有昆省华人社区杰出人物选英文版《南十字星下》。这都是号称文学重镇的悉尼﹑墨尔本所没有的。昆士兰作家的作品不仅发表在本地报刊﹐也在悉尼﹑墨尔本的报刊上占一席之地。不到实地考察﹐真不知并非每天读中文报章的他们﹐会有这种无名无利的写作雅兴呢﹗

　　昆士兰文人不仅有写作热情﹐接人待物也同样热情。俗话说﹐“文人相轻”﹐这回顺道到布里斯本﹐我领受的却是“文人相亲”的热情。

　　听说我想会布市文友﹐一翔女士便忙着张罗。我虽然编过她的稿子﹐也看过她在各报上发表的作品﹐但素未谋面﹐她对我却如亲人密友般热情有加。她和先生不仅包饺子﹑做火锅宴请我们一家子及文友﹐还想挽留我们小住几天。若不是她夫妇开车引路﹐我还真找不到作家协会为我们安排的饮茶的餐馆呢。她还给我一本昆省地图随身带着﹐方便我拜访文友。

　　更让我感动的是作协会长蒋中元先生﹐他是布市著名的侨领耆宿。过去他曾慷慨解囊购买我的拙书分赠文友及图书馆﹐这回也亲自安排我这位从未见过面的晚辈与文友饮茶共聚。他还关心我的方方面面﹐帮我联络一些事宜﹐自然也免不了想让我们借住他家﹐多玩几天。蒋会长的夫人康娴女士也是写散文的好手﹐在我登门采访蒋会长时﹐她也忙前忙后给予充分的支持﹐并安排了丰盛的海鲜宴。　

　　另外几位有一面之交的前任会长也争尽地主之谊。洪丕柱先生百忙中携女友前来一聚﹐介绍昆士兰风土人情。李晓蒂教授和夫人专程带我们游览布市﹐还备好军用望远镜登高远眺。而远在黄金海岸的吕武吉教授夫妇也诚邀我们前往一聚﹐不光让我们留宿他那庄园式的别墅﹐还领我们观赏城市夜景﹐品尝美食。

　　没想到﹐“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文人﹐交友却如昆士兰的天气那么炽热。虽然是匆匆一行﹐却已充分领略到昆省文友的好客热情。这些文友来自大陆﹑台灣﹑新加坡及香港各地﹐他们之间﹐也不分背景﹐融洽相处﹐切磋交流﹐其“以文会友”精神﹐堪称澳华文坛的典范。

　　中文报章之冷﹐以文会友之热﹐不啻是昆士兰华人社区的一道人文的风景线。

　　　　　　　　　　　　　　　　　原载《澳洲新报》

 生死相伴无遗憾

　  移民到悉尼好些年了，对中国大陆文坛的是是非非渐渐淡忘。那天在报社正忙得晕头转向，忽然接到一个电话，对方亲切地说：“我是钟阿姨呀！”我先是一愣，继而惊喜。原来是端木蕻良的夫人钟耀群女士打来的。

　　端木老先生是中国著名作家，早年是一位热血的东北青年，以其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加入抗战文学阵营；中年郁郁而不得志，在各种政治运动中浑浑噩噩，无声无息；晚年则远离尘嚣，潜心写作大部头《曹雪芹》。八十年代在北京，我还两次登门拜访过这位澹泊平淡的老人家，并得其墨宝；后在广州，也曾陪过他们夫妇祭拜女作家萧红的墓。想不到在澳洲悉尼，会接到钟女士的电话，一晃十余年了。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中国大陆人心浮浮，大批青年远走他邦出洋留学成一时风潮。其中有数万中国留学生涌来澳洲，当中不乏文化名人的子女。所以当钟女士说，她正在悉尼探望女儿哩，我并不奇怪。她在报上看到我的连载文章，便打听到我的电话与我联络。我正为她母女相聚高兴之时，她的声音忽然转而低沉地说：“端木叔叔一九九六年十月去世了，你知道吗？”我心一沉，又一位文学老前辈走了。他那饱经风霜的音容笑貌如历历在目。他那坚毅的脸庞，那因患过半身麻痹症而佝偻的身躯，彷佛诉说着中国文化人的悲喜沉浮。

　　正为其叹息之余，钟女士又说，她这次来悉尼，途经香港，把端木部分骨灰带到圣士提反女校园，撒在端木于一九四二年亲手埋葬萧红另一半骨灰的地方，以了却端木生前对萧红的无限眷恋之情。我心想，又是一个哀怨动人的爱情故事，可惜中国大陆文坛对端木蕻良与萧红这两位名作家的这段婚恋，一直是是非非，甚至以讹传讹。

　　我知道，端木与萧红的这段公案，在中国文学史上一直未划上句号。东北才女萧红，在未认识端木之前，便以中篇小说《生死场》享誉文坛。她与前夫、《八月的乡村》作者萧军因性格不合而分手之后，便与端木共结连理，并写出自传体小说《呼兰河传》。哪知好景不常，染上肺结核，客死香江。对于端木萧红之恋，有人议论，端木介入萧军与萧红之间，充当了第三者；有人揣测，端木在武汉撤往重庆时，遗下怀孕的萧红，未尽职责；有人责难，端木在香港没照顾好萧红，以致她英年早逝。而这一切，只有当事人自己心知肚明。可如今，当事人及一些知情者却陆续撒手人寰，这个结更难解了。

　　谁知没过几天，钟女士又给我电话，说，她来澳洲之前，刚完成了五、六万字的《端木与萧红》一书。因为在一些悼念端木的文章中，仍有似是而非的说法，令死者“死不瞑目”。她太不能平静了，所以暂时放下《曹雪芹》下卷的收尾工作及端木的回忆录计划，先写下端木与萧红的这段恋情，为长期蒙受不白之冤的端木“平反”。书稿已交由一家出版公司出版，并先在香港的杂志刊载。我说太好了，这工作您不做，就没人能做了。一个人的成就，有目共睹，但个人情感却常常是亦明亦暗，亦是亦非，尤其在中国大陆的这种社会气候，成就也能被扭曲，个人情感更往往得不到尊重。端木与萧红的真实恋情，也只有天知地知了。作为后妻，钟女士与端木耳鬓厮磨数十载，洞悉端木之心，能把端木与前妻萧红的事实真相披露出来，或至少能把端木的心灵展现出来，无疑有助于历史对两位文化名人的公正评价。

　　钟女士还说，她这两天写了个“前言”，说明写《端木与萧红》的起因，想让我看看，并推荐给报章。这当然是求之不得。我拜读了“前言”，不胜唏嘘。这是篇精短佳作，不仅寄托着钟女士对老伴的缕缕情思，更饱含了端木对萧红的“惊天地、泣鬼神”的爱恋之情。文字朴实却情真意切，感人肺腑。我按捺不住，即借用文中一句，代为加了个标题“人间天上长相伴”，转给报纸发表了。

　　同时，我也得其《端木与萧红》手稿，有幸先睹为快。原先我只是想随便翻翻，谁知却一口气追读下去。并非它有一波三折的爱情游戏，也非有死去活来的刺激场面，而是中国知识分子那种既浪漫又现实，既敏感又忠贞的爱之真情实感吸引了我。故事从四十年代两人见面、相交、定情、结婚，一直写到战乱中的夫妻生活及萧红病逝香港，环环相扣，行文紧凑。书中的许多感人细节，曾一直萦绕在端木心头。他在日常生活中有意无意向钟女士真情吐露，可见端木萧红之爱是何等刻骨铭心。有些细节也令我过目难忘，如萧红变着花样赠马鞭与端木，让爱穿马靴的端木更添几分潇洒，两人爱慕之心及俏皮之性情跃然纸上。端木与萧红婚后写作常共享一桌，面面相对，大眼瞪小眼，也让人嗅出其相爱甚笃的滋味。还有，那双瞿秋白﹑鲁迅及端木与萧红都先后穿过的拖鞋，端木一直珍藏数十年，最终却毁于“文化大革命”，它饱含着中国文化人的深厚情谊，更揭示了中国文化人的坎坷命运。作品以抗日救亡为背景，追踪着端木萧红的相知相爱，从上海写到西安，写到武汉写到重庆，而收笔于香港，既写了端木萧红之生死恋，及日常生活和写作生涯，也旁及许多文化名人的踪影，折射出一个动荡的时代及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怀。

　　如果说，端木萧红相识早期是带有喜剧色彩，那么他俩婚后的流离颠沛，乃至最后萧红病死于日寇的铁蹄下，则是一出悲剧了。而这种悲情，为一个原本纯洁、高尚、热烈的爱情故事抹下了阴影，这阴影也一直伴随了端木一生。对这段文坛姻缘，有人揣测，有人怀疑，有人以讹传讹，端木有口难言，悲伤中加悲哀。曾几何时，名作家变得人微言轻，而争名夺利亦刺激了文人相轻，与世无争的端木唯有沉默是金。对端木萧红当年的夫妻恩爱，我当然无法目睹，也难以体会。但多年后端木对萧红的哀思，我却亲眼所见，亲身感受了。对他们的生死之恋，我是毫不怀疑的。

　　记得那是一九八七年冬，端木老先生携钟女士南来广州，我陪同端木夫妇到银河公墓祭拜萧红墓。萧红的骨灰一半葬在香港浅水湾，而另一半却一直未能如愿葬在鲁迅墓旁，后来移葬在广州银河公墓。每年清明，远在北京的端木都要赠挽诗一首，托广州的友人到萧红墓前献诗献花，代为祭拜。而这次虽值寒冬，端木腰肢不便，但他仍要亲自扫墓。原先谈笑风生的他，一钻上汽车之后，便一路沉默不语。车一驶入公墓，他便显得激动起来。他在友人搀扶下，跌跌撞撞地扑向萧红墓碑。只见他喘着气，用巍巍颤颤的手指揩拭着萧红相片脸上的尘土，就像当年他为萧红揩拭脸上的泪水一样。钟女士在旁低沉地朗诵着端木写的诗《祭萧红》，端木则伫立在寒风中，低头默哀。此情此景，令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后来，我便写了篇端木祭拜萧红墓的散文，并借用端木祭诗中的一句“生死相隔不相忘”作题目，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发表。那篇散文，也算是对端木萧红恋情矢志不移的一个见证，对上一辈文化人自由相爱却不被同行理解的慨叹。

　　也许，端木蕻良先生是带着某种遗憾随萧红而去的。好在深深理解着端木的钟女士，写出了《端木与萧红》，替瑞木说出了深藏于心底几十年的心里话。但愿该书的发表，能止流言，明是非，为端木洗却五十年之蒙尘，也了断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段公案，令人间天上长相伴的一对才子才女永无遗憾。

                                   原载《东华时报》

  悉尼港畔看丁毅

　  周六晚悉尼达令港有音乐会﹐原想全家凑趣﹐不料太太感冒躺下﹐我犹豫了一阵﹐还是携女儿前往观赏。因为音乐会有华裔男高音丁毅演唱。

　　丁毅先生的大名早已听闻﹐澳大利亚中英文报章没少介绍﹐我也曾亲手编发过他的专访文章。但我一直只是耳闻而未有机会目睹﹐实在是一种遗憾。

　　我知道﹐“不是猛龙不过江”﹐丁毅能从陕西﹑北京一路唱到悉尼歌剧院﹐自然不是等闲之辈。能与云集一流艺术家的悉尼歌剧院签约﹐丁毅确是很有音乐天赋。听说他在澳洲一炮而红﹐还真有点传奇色彩呢﹗

　　那次《茶花女》的男主角突然病倒﹐他是美国的大牌明星﹐谁能顶替﹖剧院急得一锅粥。当时在澳洲还名不见经传的丁毅﹐恰巧在中国演过《茶花女》﹐而且也很出色。他临危受命﹐带?曲谱仓促上阵。观众一见临阵易将﹐小小骚动。剧院上下都为他捏出一把汗﹕别把戏演砸了﹗

　　好一个丁毅﹐一上场﹐一亮相﹐一开腔﹐意想不到﹐全场镇住。那音色的高昂激越﹐那声气的爆发力﹐那演绎的丰富细腻﹐不由你不倾倒。幕前幕后都松了一口气﹐而当时则有人预言﹕美国男高音将会继续“病”下去。果然﹐他再也没在剧中露面了。丁毅理所当然地占据了主角位置。

　　从此澳洲歌剧界回响着一个响亮的名字﹕“中国人﹐丁毅﹗”

　　这是行内人的传闻﹐准确性如何﹐我还没有机会向丁先生请教求证。不过肯定十不离八﹑九。因为自此丁毅经常担任各出歌剧的主角﹐也经常在各种节庆﹑慈善音乐会领衔主演﹐并被悉尼歌剧院封为“首席男高音”。如今他向公众免费献唱﹐我又怎能错过机会﹖﹗

　　那晚达令港科克湾的水上舞台前﹐坐三层﹑站三层﹑里三层﹑外三层﹐挤满了人。我牵着女儿的手﹐见缝插针好不容易才挤进一个空位。一对西人夫妇主动挪了挪屁股﹐腾出了宽松的空间。前面一位西人背囊客见有一家中国人男女老幼在寻位﹐也起来让座﹐而自己却另找位置。

　　西人夫妇看来是歌剧迷﹐他们两小时前就来占座了。他们友好地递给我一张节目单并介绍说﹐这是达令港一年一度的冬季艺术节的音乐会。我一看该晚上演的都是脍炙人口的经典作品选段﹐有《卡门》﹑《图兰朵》﹑《绣花女》等。我指?节目单上“丁毅”的大名说﹐我是特意奔他来的。西人夫妇同声说﹕“ Good  Singer ”。

　　水上舞台在彩灯的照射下晶莹通透﹐随波起伏﹐甚为壮观。两男两女四位悉尼歌剧院的一流独唱演员轮番献艺﹐妙不可言。每当丁毅的高音冲上夜空响彻云霄时﹐说实在﹐我也有些热血沸腾了。尽管当晚有点风凉水冷﹐但人气热浪却完全把它覆盖﹐我没感到一丝寒意。

　　丁毅的演唱风格极其鲜明﹐音色饱满﹐很有力度。每当他歌声一起﹐全场屏息﹔歌声一落﹐掌声雷动﹐旁边那对西人夫妇就情不自禁地说﹕“ Good  Singer ”。

　　俗话说﹐行外看热闹﹐行内看门道。我对歌剧是外行﹐觉得那晚气氛热热闹闹﹐达令港的观众游客也都兴味盎然﹐确实是一种享受。

　　那晚演唱的是古典音乐﹐观众兴致勃勃却也彬彬有礼﹐可见澳洲人的音乐观赏素质很高。西人夫妇很赞赏我那四岁多的女儿﹐说这么小就能安坐一个多小时﹐以后准是个歌剧迷。其实女儿根本啥也不懂﹐除了跟着拍手有兴趣外﹐心都不知放在哪儿。如果是听流行音乐﹐她早就扭臀摇肩全身像筛子似的全情投入了。

　　从水中喷射腾空的焰火﹐伴?疯狂吹奏的乐章﹐把音乐会推向了高潮。曲终人散之后﹐我知道不管是西人华人﹐许多人心中一定还在喊着“丁毅”的名字。

　　酣意正浓思绪未平的我﹐忽然走火入魔滑到时下“融入”主流社会的话题。如果有条件﹑有机遇﹑有意识﹐“融入”也并非不可能的事。像丁毅的歌艺﹐显然已“融入”主流艺术中﹐嵌入澳洲人的心中。只不过像我这等天性未够光吃中文饭的人﹐只能在主流社会的边缘游来荡去。好在澳大利亚是个多元文化社会﹐还容得下我们在唐人街文化圈厮混。但打心眼里﹐还是希望更多的人走出唐人街﹐进入“主流”圈﹐也希望能多出几个丁毅。

　　不过﹐人才和机缘有时是可遇不可求的。

                            原载香港《大公报》

 碰碰运气 

　　澳洲人很能赌，据说每年投注的花费，全澳平均每人七、八百澳元，居世界之首。澳洲人的赌法也花样百出，跑跑马，玩玩六合彩，打打老虎机，都是最大众化的娱乐。当然，如果能在消遣娱乐中致富，谁个不想。但对大多数澳人来说，这些玩法，也只是娱乐中碰碰运气而已。这恐怕也是澳洲人的天性吧！

　　十一月一日那天，全澳洲只有一个话题——赛马。一年一度的「墨尔本杯」牵动了澳洲人的神经。雪梨虽然不象墨尔本那样把当天定为公众假期，但大家也是非常投入。一上班，我就见同事们大谈「马经」。事实上，当天的中英文报纸头版新闻，就是这个国际赛马盛事，各省省长还争相在报上披露自己的「心水」马。记得前年，联邦总理何华德透露自己的一匹「心水」马，我和同事们都跟着下注，果然中了。去年总理又说出一匹马，我们有样学样，结果输了。这马经真让人琢磨不透，惟其如此，才吊起人们的胃口。

　　午饭时分，大家都赶紧去TAB（投注站）下注，那里早已人满为患。不管白领、蓝领，人们都喝着啤酒，划着马的号码，两眼炯炯有神。下午三点，同事们都放下手中的活儿挤在电视机前，捕捉那激动人心的一刻。每年此时此刻，全雪梨大大小小公司的员工，都定格在这样的场面，早已成为惯例。就在那疯狂的几分钟里，上届冠军得主「一号」马大热胜出，成为「墨尔本杯」史上第二匹三连冠的马。于是，有人欢喜有人愁，但更多的人只在乎一种碰碰运气的乐趣。小赌怡情嘛！

　　正是这种娱乐中碰碰运气的天性，使得雪梨的博彩业非常兴旺。不仅每周都有多场赛马，而且还有各种彩票玩法，如果你想打老虎机，更是每天二十四小时都有机会。不过我看过手相，知道自己没有那种「横财」运，所以没有非分之想，从不打老虎机，跑马和六合彩也只是偶尔为之，跟大伙凑凑热闹。但街头上俱乐部、投注站、彩票摊随处可见，玩得方便，这不仅是澳洲人的一种生活方式，也是政府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

　　博彩业的税收，往往令省长「眼红」。大约七、八年前吧，一向「洁身自好」的纽省终于按捺不住，宣布开禁，在达令港畔建起了雪梨大赌场——星港城。星港城与其说是赌场，不如说是娱乐城，吃喝玩乐、住宿交通一应俱全，已成为雪梨一大旅游景点。除了看演出，我曾几次陪同中国来的朋友逛赌场。走进赌场，那种金碧辉煌着实令人中枢神经兴奋。特别是那半堵墙壁的巨大鱼缸，真有点风生水起的感觉。

　　赌场里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在上百张赌桌前，大半都是亚洲脸孔，而且绝大多数是华人，个个沉默寡言。华人善于记忆，精于数学，所以都喜欢玩扑克牌「十三点」，那是一种心智的较量。而西人则喜欢掷骰、转轮盘、抛硬币之类的玩法，轻松随意，那全看你的手势和运气。有位在赌场工作的朋友问我，你知道赌场贵宾厅的豪客多是谁？我说，当然是东南亚和港台的华人商家啦！她摇摇头，一板一眼地说：「近年是中国大陆人。」

　　她告诉我，有个中国豪客「鏖战」了一天一夜，输了十万澳元。她想安慰几句，他揉揉发红的眼睛，淡淡说，没事，回去开张公司支票入账就行了，不就是少了一辆「宝马」吗！颇有一掷万金的气派。举看看贵宾厅的天花板，圆圆的拱顶似苍穹，繁星闪烁恰似满天金银撒向人间。朋友说，这设计也很讲究风水呢！初时拱顶是一张渔网，赌客不高兴，说不是把我们一网打尽吗？赌客寥寥。改为繁星后，果然赌客盈门。

　　贵宾厅的常客也有许多本地华人。有意思的是，贵宾厅免费提供饮食，许多华人会员不仅吃饱喝足玩够，而且还领家人、朋友来吃免费餐，把贵宾厅当成了食堂。

　　自从有了赌场，雪梨也多了一些悲喜的故事。我曾看见几件发生在华人身上的事情：有人抽奖中了「奔驰」开出赌场，也有人在赌场洗黑钱被警察拘捕，还有人从赌场出来走到桥上投河自尽。博彩是政府的生财之道，是百姓的娱乐方式，但博彩也是一个铺满鲜花的陷阱，特别对那些「走火入魔」的人，往往会招致倾家荡产甚至搭上人命。所以政府设有各种限制条列以防不测，社会团体也设有戒赌机构专门帮助那些难以自拔的人远离陷阱。

                            原载台灣《联合报》

　童真之心 母爱之花

　　　　　　　　　　——序陆扬烈《献给母亲的花》　　　　　　　　　　

　　墨尔本作家陆阳烈先生要出版一本有关少年儿童生活的书，我一点都不奇怪。因为他曾在中国大陆从事过一段时间的儿童文学创作，颇有成绩；来澳后虽然写了大量的成人生活作品，但那两篇写其外孙女及孙女的儿童故事，《外婆桥上的维维安》、《外婆桥上的蓓兰蒂》都甚为出色，引人注目。我曾为此写了篇读后感，希望这位文学前辈能在儿童文学创作上发挥所长，继续走下去。

　　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陆阳烈先生终于把近期所作的十多篇有关少年儿童的作品结集成书《献给母亲的花》，并用中英双语出版。我以为，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说它有意义，是因为它既为儿童而写，也让儿童去读。要知道，澳洲的华裔儿童，生长在英语环境下，使用英文肯定比其母语更为熟练。以中英双语出版儿童文学，既可以让他们自如地读到有关他们自己的生活，而且也可以在阅读中学习中文，承传中华文化。

　　还有另一层意义。对于澳洲的英文出版界，儿童文学比比皆是，但描写华裔儿童生活的英文书却寥寥无几。而对于中国出版界，儿童文学虽然也品种繁多，但却鲜有反映澳洲华裔儿童生活的作品。所以，陆扬烈先生的这本中英双语读本，对澳洲对中国，对两地的华裔儿童，可以说都是一种创举，一种有益的尝试。

　　当然，除了华裔儿童外，非华裔的儿童，英语华语的成年人，都可以有一种阅读机会，可以去感受作者笔下的童真和母爱。

　　童真和母爱，浓烈地交织贯穿于陆扬烈先生的作品中。《外婆桥上的维维安》和《外婆桥上的蓓兰蒂》，都是澳洲出生的儿童，但一个长在墨尔本，一个长在上海，在母爱之下，她们的童真得以充分展现。《爱的小盒》也是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一位母亲失去了女儿，她将母爱撒向所有孩子身上，弃警从教，桃李满天下；更重要的是，她向人间播了爱的种子。爱，是能战胜邪恶的（《圣诞老人》）；爱，是能产生勇气的（《杜鹃在歌唱》）；爱，延续着敬老（《古树与老人》）护幼（《路口守护神》）的传统；爱，也带来诚实与坚毅（《明白的国王》）。在《悠悠寸草心》中，我们看到的人类爱心，不仅有长辈对子女的情爱，也有子女对长辈的敬爱，更有对社会的关爱，对世界的热爱。这种博爱之下，华裔才女汪晓宇不仅取得学业的进步，也取得了道德的进步。陆扬烈先生无论是用儿童的语言去讲爱心的故事，还是用成人的眼光去感受纯洁的童真，都是用一种道德力量去宣示爱心，撼动人心。

　　读陆扬烈先生的作品，你总会感到作者笔下涌动着一种内在的激情。细细品味，你就会发现这种激情源于基督教的博爱精神。这种尊老护幼、扬善扶正、慈悲为怀的博爱精神，正是陆扬烈先生的信仰基点，也是他写作的精神支撑点。如是，其作品在爱的感召下，形成他特有的文字魅力。

　　《献给母亲的花》，是一颗童真之心，是一朵母爱之花。愿真爱洒满人间！

                           原载澳洲《星岛日报》